世界上最恐怖的手术

导语：说起手术，中国可说西方国家的祖宗!当年神医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还差一点给曹操做了开颅手术!最近网上爆出世界上最恐怖的手术怎么回事呢?据悉，历史上7个恐怖古代手术器械 最后一张图看的头皮发麻!讨厌看医生吗?那是你没看过这些18 - 19世纪的恐怖手术器械。它们被用来给颅骨钻孔、勒掉部分舌头、切除两侧扁桃体(同时!一剪子解决两个!)……而现代手术器械的无菌、精准、塑料涂层——全部欠奉哦~

世界上最恐怖的手术

历史上7个恐怖古代手术器械 最后一张图看的头皮发麻!

一提起外科手术，许多人以为在我国是西医传入以后才有的事，中医看病只是望舌诊脉，开一张处方就完了。打开浩瀚的中国医学发展史，便会发现这是大错而特错了。

远在新石器时期，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便有通过“手术”使头骨变形和拔除侧门齿的风尚，以激励人们更加勇敢地与野兽搏斗，使“鬼祟”、病邪外出。虽然其目的不是为了治疗疾病，却是人类在了解人体自身和改变它的形态上的一种大胆行为，无意识地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手术。

医学，是保卫人类健康的科学，是人类与疾病进行斗争的武器。在古代，医学的兴衰，有时能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从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史看，我们的祖先们凭着无比的聪明与才智，在医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医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里谈的，是中国古代医学中，外科手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中国古代医学中的外科，早在三千年前就有了萌芽。《周礼》中所记载的“疡医”，主治的范围是肿疡、溃疡、刀伤和骨折等。利用刀子、剪子、针线等医疗器械进行切除、缝合等治疗的外科手段之一——手术，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讨厌看医生吗?那是你没看过这些18 - 19世纪的恐怖手术器械。它们被用来给颅骨钻孔、勒掉部分舌头、切除两侧扁桃体(同时!一剪子解决两个!)……而现代手术器械的无菌、精准、塑料涂层——全部欠奉哦~

坐稳了吗?

【人造水蛭】

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放血疗法几乎被用来治疗任何一种病：痤疮、哮喘、精神错乱到麻风……理论上放掉体内的“毒”(多余的血)来平衡四大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水蛭经常被用来放血，而“人造水蛭”也是用来做这个的：前段的刀片切开皮肤，气缸制造真空负压把血液吸走。

【取子弹器】

像这样细长的取子弹器(图中为16世纪早期制造)可以深入体内、触及弹头。棒状部分是空心的，里面有可转动的螺杆，扭转上端的手柄就可以上下运动。用法是：把它戳进伤口里，转动手柄直到螺杆扎进弹头里面，再把它取出来。

【颅骨钻孔器】

颅骨钻孔术，啊，也就是在头骨上打个洞，同样也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包括癫痫、头痛和颅骨骨折。图上这个18世纪晚期的颅骨钻孔器由乌木和钢制作，两者都是十分适合在骨头上打孔的坚硬材料(至于颅骨觉得适不适合是另外一回事)。

颅骨钻孔术一般施用于成年男性，但我们也在女性与儿童的头骨上发现过钻孔的痕迹。

【截肢刀】

18世纪早期，在留一块皮肤来包裹截肢伤口的手法推广开之前，截肢刀一直是这样诡异的扭成镰刀状的东西。外科大夫会先用它环绕骨头割一圈，切断皮肉，然后用锯子来搞定骨头……后来技术改变了，我们发现还是直刀更好用。

【截肢锯】

上图这种锯，用来在截肢手术中切断肌肉、筋和骨头。截肢的原因一般是由疾病、外伤和感染(如坏疽)。在19世纪初，截肢术一般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因为那时麻药还没发明，整个手术过程中患者都只能承受极大的痛苦。

【螺丝开口器】

终于有一个不太血腥、用途还合理的了!这个简单小物件制造于19世纪晚期，黄杨木制成，用来在麻醉期间保证患者的呼吸道畅通。

【扁桃体铡刀】

很利落的一个器材，就是开头说的“可以同时切断两侧扁桃体”的铡刀……19世纪起，用这种铡刀施行的扁桃体切除术，被用于复发性咽喉感染的患者。不过因为出血量太大(以及切不干净)，一个世纪之后这种手术就(谢天谢地的)失宠了。

受伤瞬间

1996年4月8日，考文垂在英超(微博 专题) 联赛客场对阵曼联(微博 数据) 。比赛2分钟，在一次角球争夺中，巴斯特被曼联球星麦克莱尔和埃尔文夹击，右腿几乎完全折断。比赛中断了长达9分钟，工作人员用水和沙土清除草皮上的血迹，而近距离目睹巴斯特断腿惨案的曼联门神施梅切尔忍不住呕吐，赛后还专门去看了心理医生。后来巴斯特的腿进行了26次的手术，修复他的胫骨和腓骨的骨折，但最终依然无济于事，早早的在29岁就遗憾宣告退役。

世界上最恐怖的手术

时隔19年，巴斯特受伤的腿看起来依然很恐怖，小腿后面少了一大块肌肉。这是当时手术时，巴斯特的腿部肌肉被细菌感染。回顾那次的受伤经历，巴斯特说：“麦克莱尔和埃尔文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踢到了我的腿，我知道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可以看到周围人的反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达布林当时的神情，他弯下腰，用手抱着脑袋，眼里充满着恐惧。我的腿呈现“L”形，而不是直的。当时我感到剧痛无比，身体很冷，无法移动。”

“到医院后，我的小腿肌肉被撕开，因为需要给我的骨头供应血液，才能够更好的恢复。在12天时间里，我进行了10次手术。大约四五周后，我可以走动了，有曼联球员和球迷来看望我，其中包括还不出名的贝克汉姆(微博)。”巴斯特在1996年11月6日退役，加斯科因、莱斯-费迪南德以及坎通纳参加了他的告别赛，目前巴斯特还在考文垂俱乐部工作。

世界上最恐怖的手术

足球是一项危险运动，每次球场上发生断腿事件，媒体都会提到一个名字，他就是大卫-巴斯特，这名前考文垂球员遭遇的可能是足球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断腿。近日，巴斯特在推特上贴出了伤腿的照片，可怕的伤痕让英国媒体不得不警告读者“恐怖、慎入”。

在上个世纪，曾经发生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人体恐怖实验。并且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军队中通常会有这样一直专门的生化或医学部队，用俘虏和普通民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来服务于自己。其中最著名的就有纳粹集中营和日本731生化部队，在历史上将会遗臭万年。

纳粹人体恐怖实验是基于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掌控的集中营之上的大规模医学实验。在埃德瓦尔德·威尔茨的领导下， 奥斯威辛集中营选择一些囚徒来作为各种实验的对象，这些实验旨在在于帮助提高德国士兵在战场中的表现，帮助军中伤员的恢复，提升第三帝国提倡的种族观念。

对集中营的双胞胎进行实验的目的在于说明双胞胎在遗传和优生上的异同，同时也研究人类身体是否能够通过非自主方式受到操控。该研究的的中心领导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在超过1500对双胞胎身上实施了实验，这些双胞胎最终只有200多些人最终存活下来。门格尔医生在将双胞胎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编排，将他们置于营房之内以备实验，实验从将各种化学药剂注入双胞胎的眼中，以研究是否能借此改变眼睛的颜色，到将双胞胎缝在一起，

1942年德国空军实验研究如何解决低体温问题。其中一个恐怖实验的内容是强迫实验对象在充满冰水的水箱内坚持3小时(如上图)，另外一个实验则是将囚徒脱光衣服扔到温度低于零度的室外数小时。实验员对各种让实验幸存者回复体温的方法进行评估。

从1942年起到1943年9月，纳粹在Ravensbrück进行了检验研究磺胺类药物，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剂的有效性的实验。强加到实验对象身上的伤口被感染链球菌、芽孢梭菌属厌氧菌、破伤风菌等细菌。伤口的两端被束紧，以阻碍血液循环，这样便模拟出了一种类似战场上的伤口。将木屑与玻璃渣被推入伤口以使其进一步感染。这些伤口则使用磺胺等药物来治疗，以检验药物是否有效。

731部队是日本皇军一支秘密生化武器研发单位，该部队在二战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用人体进行致死恐怖实验。日本军队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犯罪则有一部分是这一部队犯下的。

731部队的指挥官石井四郎及其下属犯下的众多暴行中的一些有：活体解剖(包括受到人工受精而怀孕的孕妇)，切除囚徒四肢并将肢体重新接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一些囚徒的部分肢体受到冷冻后再解冻，以研究因此而引发的组织坏死。活人同时也被用作手榴弹和火焰投射器的实验对象。囚徒被假借接种疫苗的名义注射疾病样品，以研究其效果。为了研究性病不经治疗的情况，男女囚徒被强奸，有意使其患上梅毒和淋病，以便研究。

因为在战争结束时石井四郎获得了美国占领军队官方的赦免，他并没有因为他犯下的罪行而在狱中度过余生，他在67岁死于咽喉癌。恶有恶报，他应该庆幸病死是自己最好的下场了。

利用黑人男性来进行的塔斯基吉未处理梅毒恐怖实验是一项临床研究，该研究在1932至1972年间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城进行，在实验中，399名(另外还有201未患病者作为对照组)贫困潦倒非裔美国佃农梅毒病患被拒绝接受治疗。

这个实验臭名昭着，因为实验是在没有对其实验对象提供应有的照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致使了临床研究中病患保护原则的重大变化。所有参加梅毒实验的人均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也没有获得过任何诊断结果;相反他们被告知他们“血液不好”，可以接受免费治疗，免费乘车到诊所，免费用餐，如果意外死亡还能因参加治疗而获得丧葬费用。1932年，也就是研究开始的时候，一般的梅毒治疗方案是有毒性的，危险的而且不怎么有效。该实验的一个目的之一便是查看病患是否在不经过任何毒性治疗的情况下会有所好转。所以很多病人的治疗便被人为地拒绝了。很多病患受到了欺骗，并服下安慰剂——这样做只是为了观察该疾病的致命过程。

在实验结束时，只有74名实验对象存活。28名男子直接死于梅毒，100名则死于其他相关并发症，他们的配偶有40人受到感染，他们的孩子中有19名患有胎传性梅毒。

苏联特务机关的毒药实验室也被称为1号实验室、12号实验室及“会所”，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一个隐秘的毒药研究与开发机构。苏联将芥子气、蓖麻蛋白、洋地黄毒苷等致命毒药应用于Gulag(人民的敌人)身上。实验的目的在于找到一种无味、无臭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在验尸时无法被检测到。候选毒药则被掺在饮食中作为“药物”给受害者服下。

最终，一种满足所有属性要求的名为C-2的药剂配制了出来。目击者的证言称，受害者体格上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矮，迅速虚弱，变得沉默平静，最终在15分钟时死亡。玛兰诺夫斯基将处在不同生理状态和年龄的人带到实验室，以更全面地获得各种毒药的药性特征。

除人体实验外，玛兰诺夫斯基还在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命令下私自用毒药处决囚犯。

关于朝鲜人体实验的报道多如牛毛。这些报道揭露了人权在朝鲜受到侵害，就如同二战中纳粹和日本进行的人体实验一般。朝鲜政府对此指控矢口否认，声称所有的北朝鲜囚犯都得到人道的对待。

一名在朝鲜曾入过狱的女囚控诉了50名健康的女囚是如何在被挑选出来后，食用毒性白菜的。虽然吃了菜的女囚在不断绝望地哭喊，她们人人都不得不食用这些白菜。50名女囚在经过了20分钟的吐血和肛门出血之后，最终全部死亡。拒绝食用这些东西便意味着她们或她们的家人会遭到报复。

权岳，曾为22号集中营的警备负责人，是这样描述的：在配备有毒气、窒息性气体和血液实验设备的实验室中，3到4个人，他们通常是一家人，在这成为实验对象。在体检过后，密封室关闭，毒气从管子注入室内，而“科学家们”则在玻璃的另一边观察实验状况。权岳称其曾见过由双亲、一子一女组成的一家在窒息气体中毙命，而父母拼上了最后一口气也要试图通过人工呼吸来拯救他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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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种族隔离军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间，强迫白人男女同性恋士兵接受变性手术，并强迫其中的许多人进行化学性阉割、电击以及其他丧尽天良的医学实验。虽然掌握不到准确的数字，但是据前种族隔离军队的外科医生估计，在1971到1989年间，军医院中已进行了900多例“性别重塑手术”，这只是从军队中抹除同性恋的绝密计划的一部分。

由牧师协助的心理治疗师把军营翻了个遍，以找出疑似的同性恋士兵，随后将他们分别送往军中的各个精神治疗单位，其中主要送往一家位于比勒陀利亚边上的Voortrekkerhoogte 的军医院中的22号病区。那些不能用药物、厌恶疗法、激素疗法等极端“精神疗法”“治愈”的士兵则被进行化学去势或进行变形手术。

虽然目前有记录的女同性恋伤害案例仅有数起，包括一次不成功的变性手术，大多数的受害者都十分年轻，白人男性在16岁到24岁应征入伍。

Aubrey Levin医生(该研究的负责人)现在是卡尔加里医学院精神病专科(法证分类)临床教授。同时他也以阿尔伯达省内外科医师学会成员的身份开了一家私人诊所。

MKULTRA计划，或称MK-ULTRA计划，是美国中情局的一项精神控制研究的代号，研究由其科学情报处进行，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并至少在60年代末期仍在继续。有许多发表了的证据显示这项计划暗中利用多种药物及其他方法来控制人的精神状态，改变其大脑机能。

该实验让美国中情局职员、军人、医生、其他政府特工、妓女、精神病人和普通民众服用LSD(译者：致幻剂，或摇头丸)来研究人们对这种药物产生的反应。实验对象通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这些药物，这违反了二战后美国同意签订的纽伦堡法案的精神。

即使不考虑受害者是被下药的这一事实，招募实验对象的过程也大多是违法的，(虽然在1966年10月6日前，LSD的使用在美国是合法的)。在午夜高潮行动中，美国中情局在一些妓院中下套，以控制一些因为面子问题而羞于提起此事的人。人们不知情地服用LSD，妓院中设有单向镜像，服药“全程”被摄录下来以备日后观看和研究。

1973年，美国中情局局长理查德海默斯下令销毁所有MKULTRA计划的文件。依照该命令，中情局中大多数关于此计划的文件都被销毁，致使对MKULTRA计划的完整研究基本上无可能实现。

“四·一计划”是美国在1954年3月1日于比基尼环礁上一个当量大到超乎想像的氢弹试验“喝彩城堡”之后，对暴露在散落的放射性尘埃中的马绍尔群岛居民进行的一项医学研究的代称。

在核试验后起初的十年，岛上居民受到的影响并不显着，统计数据也无法说明这些影响与受到辐射这一事实有必然联系：最初五年里，受到辐射的当地妇女流产率、死产率翻了一番，但随后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孩子中出现了发育障碍和生长缺陷，并无确切的模式可循。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辐射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到1974为止，孩子们相继不正常地患上甲状腺癌(由于暴露于放射物之中)，几乎三分之一受辐射的岛民出现赘生性肿瘤。

(美)能源委员会某部门在关于人类辐射试验记录中写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进行了该系列核试验的联合特遣部队很快意识到，该放射性研究需要在对受到辐射人群进行医学治疗的帮助下一同完成。” 美国能源部的报告同样认为“现在美国能源部医疗计划的双重目的让马绍尔群岛居民认为他们是'辐射试验’中的'小白鼠’。”

“恶魔研究”是爱荷华州的大学教授温德尔·约翰逊于1939年对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22名孤儿进行的一项“口吃”实验。

约翰逊让他的一位学生玛丽·图多来做这个实验，他负责监督及指导研究。将孩子们分别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之后，图多对其中一半的孩子进行肯定性的语言矫正，鼓励和称赞孩子们说话流畅;同时对另一半孩子进行否定性的语言矫正，对他们言语中出现的瑕疵进行挖苦，并不断说他们是结巴。

许多有正常语言能力的孤儿在实验中接受否定性的语言矫正之后，都遭受了消极的心理影响，有些孩子甚至一生中不能摆脱言语障碍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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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的一些同事将该实验称为“恶魔研究”，只是为了证明一个理论，约翰逊竟然用孤儿来做这样的实验，他的同事对此惊骇不已。由于害怕公众认为约翰逊仿效二战中纳粹人体实验的做法而使其声名受损，该实验曾一度被掩盖。爱荷华州大学于2001年公开为进行“恶魔研究”表示道歉。

“斯坦福监禁实验”研究的是人类对于被囚禁态的心理反应，以及其对囚犯和监狱管理人员产生的行为性影响。1971年，以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Philip Zimbardo为首的研究小组开始着手从事该实验。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充当监狱守卫和囚犯的角色，在斯坦福大学心理楼的地下模拟监狱中生活。

囚犯和守卫都很快地进入了他们各自的角色，甚至超出了预计的模拟实验范围，这使得实验对象陷入了精神创伤的危险境地。三分之一的守卫被判定显现出有“真实的”暴虐倾向，而许多囚犯受到心理创伤，其中两人甚至提前退出了实验。最终，津巴多教授因为担心其实验中日趋膨胀的反社会暴虐倾向，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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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种族隔离军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间，强迫白人男女同性恋士兵接受变性手术，并强迫其中的许多人进行化学性阉割、电击以及其他丧尽天良的医学实验。虽然掌握不到准确的数字，但是据前种族隔离军队的外科医生估计，在1971到1989年间，军医院中已进行了900多例“性别重塑手术”，这只是从军队中抹除同性恋的绝密计划的一部分。

由牧师协助的心理治疗师把军营翻了个遍，以找出疑似的同性恋士兵，随后将他们分别送往军中的各个精神治疗单位，其中主要送往一家位于比勒陀利亚边上的Voortrekkerhoogte 的军医院中的22号病区。那些不能用药物、厌恶疗法、激素疗法等极端“精神疗法”“治愈”的士兵则被进行化学去势或进行变形手术。

虽然目前有记录的女同性恋伤害案例仅有数起，包括一次不成功的变性手术，大多数的受害者都十分年轻，白人男性在16岁到24岁应征入伍。

Aubrey Levin医生(该研究的负责人)现在是卡尔加里医学院精神病专科(法证分类)临床教授。同时他也以阿尔伯达省内外科医师学会成员的身份开了一家私人诊所。

MKULTRA计划，或称MK-ULTRA计划，是美国中情局的一项精神控制研究的代号，研究由其科学情报处进行，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并至少在60年代末期仍在继续。有许多发表了的证据显示这项计划暗中利用多种药物及其他方法来控制人的精神状态，改变其大脑机能。

该实验让美国中情局职员、军人、医生、其他政府特工、妓女、精神病人和普通民众服用LSD(译者：致幻剂，或摇头丸)来研究人们对这种药物产生的反应。实验对象通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这些药物，这违反了二战后美国同意签订的纽伦堡法案的精神。

即使不考虑受害者是被下药的这一事实，招募实验对象的过程也大多是违法的，(虽然在1966年10月6日前，LSD的使用在美国是合法的)。在午夜高潮行动中，美国中情局在一些妓院中下套，以控制一些因为面子问题而羞于提起此事的人。人们不知情地服用LSD，妓院中设有单向镜像，服药“全程”被摄录下来以备日后观看和研究。

1973年，美国中情局局长理查德海默斯下令销毁所有MKULTRA计划的文件。依照该命令，中情局中大多数关于此计划的文件都被销毁，致使对MKULTRA计划的完整研究基本上无可能实现。

“四·一计划”是美国在1954年3月1日于比基尼环礁上一个当量大到超乎想像的氢弹试验“喝彩城堡”之后，对暴露在散落的放射性尘埃中的马绍尔群岛居民进行的一项医学研究的代称。

在核试验后起初的十年，岛上居民受到的影响并不显着，统计数据也无法说明这些影响与受到辐射这一事实有必然联系：最初五年里，受到辐射的当地妇女流产率、死产率翻了一番，但随后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孩子中出现了发育障碍和生长缺陷，并无确切的模式可循。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辐射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到1974为止，孩子们相继不正常地患上甲状腺癌(由于暴露于放射物之中)，几乎三分之一受辐射的岛民出现赘生性肿瘤。

(美)能源委员会某部门在关于人类辐射试验记录中写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进行了该系列核试验的联合特遣部队很快意识到，该放射性研究需要在对受到辐射人群进行医学治疗的帮助下一同完成。” 美国能源部的报告同样认为“现在美国能源部医疗计划的双重目的让马绍尔群岛居民认为他们是'辐射试验’中的'小白鼠’。”

“恶魔研究”是爱荷华州的大学教授温德尔·约翰逊于1939年对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22名孤儿进行的一项“口吃”实验。

约翰逊让他的一位学生玛丽·图多来做这个实验，他负责监督及指导研究。将孩子们分别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之后，图多对其中一半的孩子进行肯定性的语言矫正，鼓励和称赞孩子们说话流畅;同时对另一半孩子进行否定性的语言矫正，对他们言语中出现的瑕疵进行挖苦，并不断说他们是结巴。

许多有正常语言能力的孤儿在实验中接受否定性的语言矫正之后，都遭受了消极的心理影响，有些孩子甚至一生中不能摆脱言语障碍的困扰。

约翰逊的一些同事将该实验称为“恶魔研究”，只是为了证明一个理论，约翰逊竟然用孤儿来做这样的实验，他的同事对此惊骇不已。由于害怕公众认为约翰逊仿效二战中纳粹人体实验的做法而使其声名受损，该实验曾一度被掩盖。爱荷华州大学于2001年公开为进行“恶魔研究”表示道歉。

“斯坦福监禁实验”研究的是人类对于被囚禁态的心理反应，以及其对囚犯和监狱管理人员产生的行为性影响。1971年，以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Philip Zimbardo为首的研究小组开始着手从事该实验。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充当监狱守卫和囚犯的角色，在斯坦福大学心理楼的地下模拟监狱中生活。

囚犯和守卫都很快地进入了他们各自的角色，甚至超出了预计的模拟实验范围，这使得实验对象陷入了精神创伤的危险境地。三分之一的守卫被判定显现出有“真实的”暴虐倾向，而许多囚犯受到心理创伤，其中两人甚至提前退出了实验。最终，津巴多教授因为担心其实验中日趋膨胀的反社会暴虐倾向，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