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导语：作为现今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文明辉煌之最，保存下来古文不可不多!而震惊世界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是什么呢?据悉，令世界震惊的中国考古十大发现分别是：1、殷墟2、敦煌3、北京人4、定陵5、满城6、马王堆汉墓7、河姆渡8、兵马俑9、随县编钟10、法门寺……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对殷墟的发掘。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NO1.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对殷墟的发掘。“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1899年的一天，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达仁堂中药铺购得治疗疟疾的中药。在其中的“龙骨”上，他意外地认出了陌生的古代文字。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龙骨”成为值钱的古董之后，商贾为专擅厚利而隐瞒了其真正的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小屯。直到1908年罗振玉探悉真相，才考定了小屯就是沉寂了3000多年的商代帝都——殷墟。

NO2.敦煌：叹为观止的艺术宝藏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这座掩没在漫漫黄沙中长达1600余年的文化艺术宝库引起了巨大反响。八十多年来，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专门学科。

1900年5月21日，一个逃荒到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在监督雇工清理第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忽有天炮震响”，“山裂一缝”，奇迹出现了。王道士顺手用烟袋锅向裂缝处敲了几下，发现里面竟是空的。于是，在雇工的挖掘下，一个内藏无数古经、绣画、文书、法器等无价之宝的藏经洞就这样重见天日了。

藏经洞的发现是重新唤起人们重视敦煌的一个契机。敦煌石窟的重要还在于它保存着为数惊人的雕塑和壁画。这些艺术珍品经过从北朝到元代千余年的雕琢，反映了宗教的文化内容和建筑、服饰、舞乐等社会史迹，具有极高的历史、学术和科学价值，而且，其艺术价值也令人叹为观止。

|NO3.北京人：五十万年前的祖先

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发现为世界人类史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落山，寒意袭来。在昏暗的烛光下，有人忽然大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激动地将其亲手取出。这就是这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共发现了6个完整及较为完整的头盖骨和大量的、包括40多个人类个体的人骨化石。此外，还有大量简朴的生产工具和用火的遗迹，为研究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令人极为痛心的是，所有二、三十年代发现的化石都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失踪，至今不知去向，成为不解之谜。化石的失踪和化石的发现一样，再次震撼了全世界。

|NO4.定陵：地下宫殿的辉煌

1956年，发掘定陵的工作正式开始，一座神秘辉煌的地下宫殿被打开。得到珍贵文物的同时，考古学界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和启示。

定陵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除万历帝及其两个皇后的三具尸骨外，还有衮服、金冠、凤冠等稀世之宝。但是，丰富的收获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代价。在接踵而来的“文革”风暴中，包括三具尸骨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被付之一炬。此外，由于当时并不具备处理、保存特殊出土物的条件，加上工作中的失误，致使一些文物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郑振铎、夏鼐于痛心疾首之际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继续发掘帝陵，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就连当初积极吁请发掘的吴晗也对此后悔莫及。

|NO5.满城：金缕玉衣、长信宫灯与博山炉

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的墓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和错金博山炉等罕见珍品得以重见天日。

满城汉墓的发掘过程高潮迭起。考古工作者们惊异地发现，山中竟藏有这样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和文物宝库。经考证，墓主是西汉中山国的第一代国王——靖王刘胜。他在位42年，死于公元前113年2月，距今已有2000多年。刘胜墓发掘完成后，郭沫若又根据西汉墓葬方式认定，在刘胜墓北侧不远处还应有一座其妻的陵墓。果然，就在他所指的地方，考古人员准确地找到了刘胜之妻窦绾的墓地。

两座规模巨大、保存完整、年代明确，文物丰富的墓葬同时出土，已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随葬品中还有几样稀世奇珍。两件首次发现的最完整的金缕玉衣共用去玉片4600余片，金丝1800克。闻名遐迩的“长信宫灯”，其宫女双手执灯的造型优美别致，设计也极为精巧。此外还有一只华丽精美的错金博山炉，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高度发展水平。

|NO6.马王堆汉墓：帛画与两千年的古尸

1971年，修地下战备医院挖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马王堆汉墓”。墓中除帛画、素纱禅衣等珍品外，还有一具历经两千多年、竟保存得栩栩如生的古尸。

在马王堆三个墓坑的数以千计的出土文物中，色彩绚丽、线条流畅、构图严密对称的“T”型彩绘帛画和包罗万象的竹简和帛书都相当著名。而长达160厘米、仅重48克的素纱衤单衣更堪称绝世珍品。当然，最受世人瞩目的还是那具千年不坏的古尸。这具女尸出土时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成，毛发尚在，指、趾纹路清晰，皮下脂肪丰富。注射防腐剂后软组织尚有弹性，且四肢关节略可转动。其胃部还残留着138粒半的甜瓜籽。这是一具不同于“木乃伊”、“干尸”和“鞣尸”的“湿尸”，保存完好得近乎新鲜尸体，这在世界古尸记录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无怪乎到了1972年5月，古尸在湖南省博物馆公开展览时，每天参观的人数竟多达1万多，最多时达14000人，连博物馆的玻璃大门都被挤破了。

|NO7.河姆渡：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

1973年6月，建翻水站时意外发现了“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河姆渡遗址。从此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国远古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无可争辩地证明，7000年前的长江流域已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它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NO8.兵马俑：秦帝国的赫赫武功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了高大的武士俑和车马俑。深埋地下的古代大军震动了全世界。秦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在陕西临潼的骊山北麓，有一座“中国第一帝陵”——秦始皇陵。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就位于始皇陵园东门大道的北边。1974年3月，临潼县一位普通农民在打机井时意外发现了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陶制人头、人身和手。县文化馆有关人员闻讯后赶到现场，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和清理。此时回乡探亲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听说了此事，便内部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科院考古所有关专家的视察和批准之后，陕西省组织考古队开始了发掘。到1975年上半年，清理1号兵马俑坑的工作基本结束。1976年4月，1号坑东北侧出现了2号坑。5月，又出现3号坑和一个未完成的兵马俑坑。至今，发掘兵马俑的工作尚未结束。

秦兵马俑以“大”、“多”、“真”著称。它们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造型更是栩栩如生。三个丛葬坑的兵马俑以多兵种混合编组，组成了肃穆的大型军阵。据发掘的结果和钻探测知，坑内约有8000位武士，600匹战马，125辆木质战车，及各种青铜兵器39000余件。在秦陵墓冢西侧的一个陪葬坑内，还有2乘铜车马。专家们指出，陶俑、陶马原本都是彩俑。1999年，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考古工作者终于得以保住兵马俑上的色彩，让其以原本绚丽多彩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

|NO9.随县编钟：礼乐文化的见证

1977年9月，湖北随县发现一特大墓葬，这就是2400多年前的曾候乙墓。遗物中的编钟等8种、124件乐器轰动世界。这是中国考古和音乐史上的空前大发现。

在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24件精美乐器。它们包括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和竹笛8种，可谓管乐器、弦乐器和敲击乐器俱全。其中最为壮观的就是计65件、重达2500多公斤的青铜编钟。它规模巨大、保存完好，且音色优美。经试奏证明，其和音、复调和转调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这就推翻了 “中国的七声音节从欧洲传来”的传统说法。编钟出土时，依大小和音高的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钟架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历经2400多年至今仍负重矗立，极为坚固。整套编钟工艺高超，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旷世奇观。

|NO10.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灵光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大量稀世珍宝，其中四枚佛指舍利及捧真身菩萨等文物举世无双。这一佛教考古的重大发现轰动全国。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北10公里的法门镇，是我国的著名古刹。原法门寺塔建于601年，为佛舍利塔。唐代帝王多次开塔迎请舍利，堪称佛教盛事。唐代法门寺塔为木质，明隆庆年间倒毁，万历年间重修为13层八角砖塔，1981年8月因霪雨等原因倒塌。为重建法门寺塔，1987年2月28日至11月30日和1988年4月，考古工作者对其塔基进行了两次发掘清理。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法门寺地宫，并发现了大批稀世的宝物。

地宫位于塔基正中，略呈长“甲”字形。总长21.12米，高1.87米。地宫的出土文物可分为两类，一类就是那四枚佛家至宝——佛指舍利;另一类则是170余件为供奉舍利而奉献的物品(纺织品不算在内)。这批物品数量大、等级高，集中了一批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的物品。其中可谓举世无双的宝物就是“捧真身菩萨”。这尊通高38.5厘米，重1926克的菩萨像是唐代最后一次迎佛骨的见证，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皇帝名号的文物。

此外，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十几件被标明“秘色瓷”的瓷器揭示了多年未解的“秘色瓷”之谜。还有大量精美绝伦的纺织品也反映出了唐代纺织工艺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历年十大考古发现名单《前 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全国各地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考古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内涵，以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极大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文物保护意识，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1990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举行每个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这个活动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和考古学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标准要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每项考古发掘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依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考古发掘，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质量;考古新发现的内容评选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所谓新发现，是指的这项考古发现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之外，还要在中国考古学科发展上具有新的内容信息和新的认识

除了海昏侯墓，2015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还有啥?

近日，国家地理中文网站揭晓了中国2015年的十大发现。来看看都是哪些吧~

1、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溪市文物管理所 江川县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刘建辉

出土的石器

出土的骨器

出土的木制品

探方出露的用火遗迹

有人工切割和动物咬痕的动物化石

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早更新世旧石器旷野遗址。遗址地层堆积为湖滨沼泽相沉积，地层堆积连续稳定，化层较厚，文化遗物丰富，是古人类生产、生活的原地埋藏遗址。遗址石器工业面貌原始而独特，石制品剥片以砸击法为主，且存在两种砸击技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砸击技术文化体系。遗址保存了丰富的有机质遗物，这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及为罕见。其中，木制品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该领域国内研究空白，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木制品。植物种子化石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提供了素材，其中发现的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种类，对研究古人类采集行为和食谱具有重大意义。遗址发现的用火遗迹，似篝火遗存，基本原样保存，这种型制的用火遗存在我国旧石器早期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为旧石器早期文化对比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2、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 兴化博物馆 东台博物馆

发掘领队：林留根

良渚墓地上层墓葬(西-东)

蒋庄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2011年10月至2015年12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以泰东河为界，遗址分为东西两区，总面积45万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区，总共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揭露良渚文化墓地一处，发现房址8座、灰坑11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聚落遗存。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质遗物近1200件。

M158全景(北-南)

蒋庄良渚文化墓地位于聚落东北部，整体呈南北走向。清理墓葬282座。随葬玉璧、玉琮的较高等级墓葬主要集中于墓地南部，而“平民墓”主要位于墓地中北部，体现了对应的社会分层现象。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多样，一次葬与二次葬并行。二次葬分烧骨葬与拾骨葬两种，随葬玉琮、玉璧的较高等级墓葬均为二次葬。

M111玉琮出土状况

蒋庄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

蒋庄遗址首次在长江以北发现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

M45全景

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为良渚文化核心区之外发现数量最多的良渚文化墓地。人骨保存情况较好，是良渚文化保存骨骸最为完整丰富的墓地。对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关系与人种属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蒋庄遗址地处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出土的各类陶鼎等主要炊器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对于构建江淮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以及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M100玉器组合

墓地中所发现的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可能与战争或戍边相关，为良渚文明边缘区域的聚落、社会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从而对研究良渚文明都邑聚三重社会结构、国家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3、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余杭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 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

发掘领队：王宁远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2007年发现了良渚文明的都邑——良渚古城后，新近又确认古城外围存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坝体现状(北向南拍摄)

该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都城结构。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结构保存最完整的早期都城系统。

鲤鱼山坝体堆筑结构图

该水利系统位于由11条人工堤坝连接山谷和孤丘组成。工程浩大，估算其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初步推测该系统具有防止山洪、形成水上运输网络和农田灌溉等多种功能。

老虎岭草裹泥分区情形

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将中国水利史的源头上推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

高坝岗公岭断面显示的堆土结构

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均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正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其水利系统发现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世界其他的早期文明中，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为旱作农业文明，以小麦种植为经济支柱，水利设施多为以灌溉为目的之水渠、水窖、池塘等形态。与之形成对照，良渚文明是东亚湿地稻作文明的典型代表，其水利系统以堤坝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防洪调水功能。东西方文明所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4、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海南省博物馆

发掘领队：傅宪国

英墩遗址贝壳堆积

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东部海岸地带。2012年3月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海南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2012年12月至2016年1月先后发掘了陵水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英墩三处遗址，并在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陵水岗山、走风等30余处史前遗址。

桥山遗址第3层层面

通过田野工作、初步整理与研究，发现了英墩、莲子湾、桥山三种全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及自然遗存，为我们全面地认识其文化面貌与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

英墩遗址出土盘形釜

英墩、莲子湾、桥山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文化内涵表明，以英墩、桥山遗址为支点或桥梁，可初步构建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编年序列。在英墩遗址发现了英墩遗存早于莲子湾遗存(即英墩晚期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而在桥山遗址则存在莲子湾遗存(即桥山早期)早于桥山遗存的明确的地层证据。如此就首次建立起“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 →“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关键的证据。

M100玉器组合

同时，桥山遗址出土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并出土人类遗骸，将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支持。莲子湾、英墩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海、陆生动物遗存，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及人类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5、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王占奎 雷兴山

凤雏三号基址全景(上北下南)

周原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基于对都邑性聚落的理解，在全面调查，重点区域钻探的基础上，一方面选定凤雏建筑群为中心的贺家北区域持续开展工作，管窥整个遗址的聚落结构;另一方面以厘清池渠类“框架性遗迹”为目标，宏观把握周原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

M11墓葬形制照(自北向南摄)

镶嵌绿松石的铜辖軎

周原遗址池渠遗存平面分布图

遵循这一思路，本轮工作取得了重要发现和收获：三号建筑基址的发现丰富了凤雏建筑群的内涵，明确的层位关系，为解决1976年发掘的甲组建筑的年代、性质等关键问题提供了地层参考。院内的立石、铺石遗存是以往西周遗址中未曾发现的特殊遗迹，可能是西周时期的“社”，对于其用途和性质的解读也有助于对整个凤雏建筑群和贺家北区域性质的深入讨论。殷遗民属性的“居址—墓葬区”有助于思考周原遗址的族属分布与居葬形态。周原遗址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以往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为旨在探寻聚落结构的田野作业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

6、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

发掘领队：陈树祥

墓地航拍

四方塘遗址墓葬区位于大冶铜绿山Ⅶ号矿体(大岩阴山)北坡，坐落在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马鞍形山岗上。 2014年11月～2015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墓葬区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2275平方米，清理墓葬135座。其中，西周晚期3座、春秋时期120座，共出土铜、陶、玉、铜铁矿石等质地文物170余件。

M88出土铜戈、铜刮刀、铜凿、玉饰

首次在矿冶遗址发现墓地，揭示了矿冶生产的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相关信息。一椁一棺墓和随葬青铜、玉器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规格高于其他墓，墓主身份可能为矿区较低层次的生产管理者或高等级矿师。根据随葬品情况推测他们可能有分工，如随葬铜兵器的可能与矿区安全保卫有关，随葬铜斧、铜凿、铜刮刀等的可能与矿区采冶、竹木管理和制作有关，随葬铜削刀的可能与生产记录相关。随葬孔雀石、铁矿石、石砧等碎矿工具的或无随葬品的小型墓墓主，可能是矿冶生产底层的技工或工人。这些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矿冶生产中的人力分工和技术种类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M54出土孔雀石

M37出土石砧

首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采选冶铜遗址与墓地组成了一处铜矿产业链。墓葬区与近几年在岩阴山脚遗址发现的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35枚矿工脚印、四方塘遗址冶铜场及Ⅶ号矿体5处古代采矿遗址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同时代同地区的较为完整的矿冶产业链，为研究东周时期铜绿山铜矿采冶空间分布、生产规模、技术流程等拓宽了视野。

7号矿体铜矿产业链空间图

揭示了铜绿山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冶炼技术的信息。墓葬区的文化属性显示扬越文化和楚文化共存融合，楚文化因素渐逐加强。对墓葬出土的部分铜器和孔雀石进行了铅同位素示踪分析，这些铜器的原料多数来源于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冶炼场出土炉渣分两批次检测，含铜量平均为0.49%和0. 68%，皆说明炼铜技术已达到了近现代冶铜技术的水平。

7、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昌市博物馆 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

发掘领队：杨军

金饼、麟趾金、金板出土情况

2011年至今，历时5年时间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工作，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取得了重要成果。

玉佩饰

通过对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编钟

海昏侯刘贺墓园以海昏侯刘贺和其夫人墓为中心建成，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等墓园的相关建筑构成，内有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海昏侯刘贺墓由墓葬本体及其西侧的一个车马坑组成，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对于研究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

车马器纹饰展开

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其中数千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出土的整套乐器，再现了西汉高级贵族的用乐制度。出土的5辆安车、大量偶车马，特别是两辆偶乐车，为西汉高等级贵族车舆、出行制度作了全新的诠释。诸多带有文字铭记的漆器和铜器，反映了西汉时期的籍田、酎金、食官等制度。

“昌邑九年”漆器文字

大量的出土文物，完整的墓园结构，高等级的建筑遗迹，鲜明的墓葬特点，明确的墓地与都邑位置关系，组成了关于墓主身份的多重证据链，清楚表明墓主是西汉时期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8、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

发掘领队：钱国祥

北魏洛阳宫城中枢轴线主要建筑遗址(上南下北)

2012-2015年，结合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启动了汉魏洛阳城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宫城中枢区考古勘察。发掘面积1.2万平方米，考察取得重大收获。

魏晋与北魏宫城西墙与河渠遗迹(由东向西拍)

太极殿遗址位于北魏宫城中部偏西，北距河南省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约1公里，南距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约460米。

太极东堂遗址(东南向西北拍)

勘察表明，太极殿是由位于北魏宫城主要建筑轴线中部、东西向分布的三座大型夯土台基建筑为主体构成，结合记载当分别是太极殿和太极东、西堂遗址。在太极殿主体建筑周围，还围合有廊庑、宫门等附属建筑，形成东西约340米、南北约310米的大型宫院,前面的三号宫门为太极殿宫院正门。

太极殿主殿北侧早期遗迹(由北向南拍)

据发掘解剖，太极殿建筑群的建筑时代主要为三个时期，其主体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北魏时期重修沿用，北周时期改建未成。

这项考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确定了该宫城墙垣的四至范围与时代序列;其次，进一步了解了该宫城中枢区轴线建筑的空间布局;第三，对宫城最重要核心建筑太极殿宫殿建筑群的布局结构有了崭新认识;第四，证实了文献记载曹魏新建的洛阳宫是一座居北居中的单一宫城，由此也确认了中国古代由汉代多宫制到以后各代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的转变时间，由以前认为的南北朝时期提早到三国曹魏时期，这是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崭新认识。

太极东堂北侧早期遗迹(由南向北拍)

始建于曹魏时期的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宫城正殿，其创建的宫室制度及都城格局，开创了中国及东亚古代都城布局的一个新时代。

9、内蒙古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

发掘单位：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锡林郭勒盟文物站 多伦县文物局

发掘领队：盖志勇

M2出土金花银镂空凤纹高翅冠

2015年6-12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多伦县蔡木山乡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编号M1、M2)。

M2出土金流苏

其中 M1出土随葬有铜、铁、瓷、琥珀、银等几大类，其中三节莲花形铜灯、手持柄式莲花香炉，为不可多得的辽代文物精品。还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瓷器。

M2墓门正视图

M2由全长近四十米，墓门仿木结构，唐风浓郁。该墓出土了银、银、铜、铁、玉、琥珀、玻璃、木、泥、丝绸等大量文物。其中许多文物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墓葬出土瓷器为大宗，瓷器器口、足多包金饰，是辽代扣器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还出土了五件玻璃器，应为伊斯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墓葬中发现墓志一盒，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据墓志可知墓主人为辽圣宗妃，其家族在辽代九帝中共出过四位皇后，是辽代外戚最为显赫的一支。

M2墓志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意义重大，取得了重要收获：

M2出土墓志有对后族萧氏姓氏来源的相关记载，称辽皇族耶律氏汉室之宗，刘氏也。后族系出兰陵，故称萧氏。

M2玉配饰222

统和十九年三月：“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检《辽史》所见，圣宗仅此一个贵妃。因此我们怀疑，墓主人即为辽圣宗第一位皇后，但结论有待探讨。

10、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发掘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周春水

带“致远”文字的白瓷小托盘

锅炉的水下三维摄影拼接

锅炉的水下三维摄影拼接

清理遗物

水底的152毫米口径炮弹头

“丹东一号”沉船位于丹东市西南50多公里海域处。2013年11月，为配合丹东港海洋红港区的基建项目，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涉海基建范围内的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工作。2013-2015年，历经三个年度共四次的水下考古调查，在深达24米的海底找到一艘钢铁沉舰，并确认为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通过历次水下考古工作，抽沙揭露出长达60多米，宽9-10米的舰体残骸，舰体外壳用钢板构造，使用铆钉连接。水下发现沉舰整体受损严重，从残存的锅炉高度、舯部穹甲看，沙中舰体残存高度已位于水线以下，按舱室结构已是底舱的动力机舱，其高度已不到完整底舱的顶部。沉舰发现多处火烧迹象，从周边抛撒的钢板、木质船板、锅炉零件等物品，可推测发生过剧烈爆炸。历次考古发现并提取水下文物计60个种类、180余件文物，涉及船体构件、舰载武器以及船员生活物品等等。其中，能确证“致远舰”身份的遗物有：方形舷窗、152毫米炮弹、十管加特林机枪、鱼雷引信、“致远”文字款识的定制餐具等。致远舰的考古调查发现，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和世界舰船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