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大修时的意外发现

故宫大修时的意外发现

导语：修缮故宫谁也想到的发现!宝顶内藏藏文经卷!故宫大修时的意外发现：据专家推测，这些经卷应该是乾隆时期或是清代修缮钦安殿时放进去的。有意思的是，钦安殿原是明代皇室因为崇信道教而修建的宫殿。据资料记载，明代皇室非常崇信钦安殿。在崇祯时期，皇帝曾下令将宫中的许多神像、佛像集中处理，却保留了钦安殿没有动。至于清代皇室为什么会将藏传佛教经卷放入宝顶，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故宫大修时的意外发现

故宫里的宫殿重重叠进，名目众多，可谓各有各的显赫之处。但钦安殿还是不同的。

这座大殿位于御花园正北，建筑严谨，雕刻艺术精绝。其汉白玉的台基和栏板，是整个故宫里雕刻最精美的一部分。故宫里的建筑经过诸多变故，大部分已不再是楠木，但钦安殿的梁架完全是楠木制造。

钦安殿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的屋顶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葫芦状的宝顶。宝顶铜制，外面鎏金，十分沉重。为了加强屋顶承重力，当初的建筑工人采用了约二十厘米高的厚木头作顶板，排满了整个屋顶。这种大木头方子，如果用在普通房间做大梁，一根就已绰绰有余。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外表完整无损的钦安殿也会被“卷入”故宫大修计划，而且会在它的宝顶内发现大量经卷。

事情的开始有些偶然。大修开始后，维修人员对每个殿进行勘察。轮到钦安殿时，发现房顶的木头缝里有一些渣子。维修人员怀疑里面进了虫子，于是用手钻试探性打了一个眼儿。结果手钻一下子就钻了进去，证明这根木头的里头已经空了。

勘察进一步进行，维修工人吃惊地发现，不但这根木头整个已经朽成木炭状，它旁边的木板同样腐朽到只剩下七八厘米、仅相当于一层薄板!

提及当时的景象，还有些后怕，如果不是这次大修，根本没人会怀疑钦安殿“有问题”。在那些薄板之下的，可是明代的塑像、壁画、楠木藻井……如果遇到一场地震或者外力，谁敢想钦安殿会怎样?

维修钦安殿时，由于发现的腐朽顶板范围越来越大，涉及到了宝顶部分。

原计划根本没准备拆宝顶。等拆宝顶的时候才发现有经卷。于是，施工人员赶紧找来文物处的工作人员，把经卷一卷卷取出收起。修缮完成后，除留少量收藏外，经卷均按原状回藏于宝顶内。

经卷是纸制印刷品，大部分属藏传佛教。从当时拍摄的其中一卷经卷的照片可以看到，其印刷字体十分清晰，藏文之外，旁边还有楷书竖体字为“律师戒行经第十二卷上二十七”字样。据专家推测，这些经卷应该是乾隆时期或是清代修缮钦安殿时放进去的。

有意思的是，钦安殿原是明代皇室因为崇信道教而修建的宫殿。据资料记载，明代皇室非常崇信钦安殿。在崇祯时期，皇帝曾下令将宫中的许多神像、佛像集中处理，却保留了钦安殿没有动。至于清代皇室为什么会将藏传佛教经卷放入宝顶，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曾经看过正式刊物解密75年天安门修缮时屋脊正中琉璃瓦下发现木盒，内有罕见玉件等物，认为是镇宅之宝，修缮好后在原处放置了一些玉件、当时修缮日期的记载，但放的不是原玉件。刊登说当时工匠是从两侧丈量着主动找寻屋脊中点，有意为之。行家们太清楚古建筑的为人所不宣之密。

修建地下文物展厅遭到专家质疑

故宫大修已然开始。现在，游客们步入这一古老而辉煌的宫殿群时，会发现小型的翻斗车装满渣土，从他们身边穿梭而过，而工匠们则在他们脚边修补石阶。如果走到武英殿这样幽静的非开放区，会发现那里除了喜鹊、乌鸦外，还会传来电钻的声音。

这样的景象大约会持续7年之久，直到2008年。官员们希望，届时故宫能有一个大的变化，呈现为一个“古老壮丽的古代建筑群”。

3月下旬，故宫发布了即将进行全面抢救性维修保护的消息。据称，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对故宫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维修。

在通报给媒体的庞大维修计划中，有一个信息似乎被淹没了，并没有被广泛注意。北京当地报纸一篇报道的末尾提了一句，说：“此次全面维修，有关方面还准备新建一个现代化地下展厅，让封存在地库的百万余件文物与游客见面。”

对于文物界人士来说，这句话却意味着，一个几年来颇多争论的话题似乎有了定论。

一个搁置五年的计划

修建地下展厅的计划，故宫从1994年就开始酝酿，到1998年的时候，曾经距离立项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按照当时的设想，用一年勘测设计、两年施工，游客应该在2000年就可以参观这个展厅了。

展厅选址在东华门附近，上驷院一区占地约1万平方米的地方。1998年透露的方案是修建地下两层，约2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上驷院，也就是以前皇家养马的马厩，清代后期废弃，民国时期地面建筑全部坍塌，只留影壁一座，是故宫未开发利用的最大一块空地。1998年，故宫曾经委托北京市勘察研究设计院对此地进行勘察，并据此分析认为：“此处土层分布均匀、土质密实、承载力高，未发现不良地质现象。在此施工，对相邻古建基础影响最少。”

根据这块空地的位置，“相邻古建”，应该是指文华殿、后三所和邻近的城墙。

4月的一天，记者从东华门进入故宫，从文华殿朝右拐，经过一座小石桥，就看到了影壁，进入到了这片开阔的空地。空地附近是一个苗圃，果树和野花间堆着一些假山石。面对照壁，左边是武警的训练场，右边是故宫博物院的幼儿园。

故宫建造地下文物展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宫廷建筑保护和文物展示陈列的矛盾。故宫现在有文物将近百万件，但是真正展出的只有1%，另外99%的文物只有收藏在地下文物仓库里，不能和观众见面。

故宫历任院长都为故宫的展陈条件烦恼，因为古建筑保护和文物展陈的要求正好相反，以木结构为主的古建筑内，难以引进现代化的恒温、恒湿等展览陈列设备和防火防盗的安全报警系统，几乎无法达到展览陈列的现代化要求。

对于丝绸、绘画这些要求条件高的特殊艺术品，故宫的条件更不合适。书画一般只能展20天到一个月，紫外线对其损害很大。织绣更为脆弱，许多幔帐、被褥、椅垫都被晒得褪了色。

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少文物保护专家都主张另盖新馆，但在这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地下文物展厅似乎是个合理的解决方案。1998年，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谭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有开设现代化展厅，才既能保持了所有紫禁城的原貌不变，故宫的文物又没有出紫禁城，同时也实现了现代化条件下的陈列展览。

谭斌在院内开会时也说，若这件事落到实处，“故宫就能脱胎换骨了”。“有70多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从此将走向世界一流现代化博物馆的行列。”

谭斌当时对记者说，卢浮宫地下展厅的设计者、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对故宫文物专家说，“迟早你们也得走这条路”。

看起来，地下展厅有点众望所归的味道。不过，奇怪的是，这个方案在1998年不仅没有实现“飞跃”，反而从那一年开始被搁置了起来，而且一搁5年。

破坏故宫格局?据知情人士透露，修建地下文物展厅的计划之所以被搁置，是因为它遭到了来自文物保护专家和建筑专家的广泛反对，而且反对者不仅来自故宫之外，也来自故宫之内。

首要的理由，就是这个做法不仅是对故宫原有格局的破坏，而且有可能伤害地上古建筑。

“故者，旧也。我们承认历史的存在，还要对它有所继承。所以，一定要保护好故宫原有格局的完整性”，故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专家对记者说。

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改变故宫原有格局，这样的事情在故宫不是没有。比如说，现在西华门旁边三座四层高的第一档案馆大楼，当年修建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北京饭店要增高，所以需要在故宫修建几座高楼，以遮挡俯视中南海的视线。

这个想法今天显得非常幼稚，“安全功用”已不复存在，可是，故宫的格局遭到的严重破坏却是既成事实，这三座建筑，成为故宫最大的不协调因素，一直有人呼吁将它们拆掉。

相对于地上建筑来说，修建地下展厅的考虑之一就是不破坏地表原貌，但这位专家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不破坏根本是不可能的，卢浮宫还要留一个玻璃金字塔的入口呢。另外，即使真的从地表看不出来，本质上格局的改变也已经发生了。

在文物保护专家看来，遗址也是文物，也需保护，因此在遗址上动土就涉及到可逆性的问题。北京古建筑研究所前所长王世仁说，所谓可逆性，也就是建筑物拆了以后可以恢复遗址原状。所以，他认为，如果非要搞文物展厅不可，还不如搞地上的，轻质结构的，以后觉得不需要了，就可以拆掉恢复原状。而在地下挖掘显然是不可逆的，挖坏也就挖坏了。

比如这次故宫大修中的重修建福宫花园，就是在遗址上的重建。而故宫上世纪80年代投入建设的地下文物库虽然发挥了巨大功用，却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这里是已毁的清代内务府的原址，如果没有破坏，在遗址基础上还可以考虑重修，或者换一种思路，在恢复地上建筑的基础上修建地下文物库。但现在毁则毁矣。

“故宫是一块玉”

至于修建地下文物展厅带给古建的影响，是包括记者在内的外行都感到费解的。上驷院明明是一片空地，距离周边建筑也有一定距离，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北京古建筑研究所前所长王世仁、中国文物研究所总工程师付清远等几位古建专家回答了记者这个疑问。

他们说，故宫的基础是一个由夯土和城砖组成的整体板块。正是这个板块的整体对故宫地上建筑形成了良好的支撑。北京故宫经过多次地震，主要殿座从未倒塌一间，这种地基结构就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紫禁城地下砖质结构，著名古建专家李学文所著《紫禁城》一书中有专门介绍。书中说，故宫地下砖质结构被称为“横七竖八”。明成祖朱棣营造北京紫禁城时，为了防止敌人挖地道进入皇宫，便沿着宫殿四周的地面挖了很深的地沟，再用山东临清砖填埋沟内。填埋的方法是横着七层，竖着八层，一块挨一块地摆在沟内。在填满城砖的时候，还要加灌用江米汁加石灰水混合搅拌而成的“雪花浆”。这样地沟内的城砖就都粘合成一个整体。

故宫开放以前，“横七竖八”只是一种传说，始终没有得到证实。1935年，日军侵入山海关，迫近京津，国民党驻北平的行辕主任何应钦为躲避日机的轰炸，便移居故宫文华殿，计划在殿外建造一座地下避弹室。承办这项工程的人挖到三尺深的土层下面时，发现全是一层横着、一层竖着、密密排着凝固在一起的大城砖，面积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地基，百名工人挖了五天，其深度还不到五尺，万般无奈，只得作罢。

按照专家们的说法，在这样一个整体板块上打一个洞都是破坏，都可能会对地上建筑产生影响，更何况大规模的挖掘?

一位与已故著名古建专家单士元先生相熟的老专家回忆，单先生曾经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故宫就像一块完整的玉石，不管动了哪里，对玉石的整体就都造成了破坏。”

“文物保护的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故宫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故宫地下的水文结构几百年来发生过很多变化，大规模动工无疑会改变与现有建筑相适应的水文结构。

即使在理论上说现代工程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建筑工程质量事故百出的时代，谁能保证工程质量百分之百没有差错?而这样的差错一旦发生在故宫这种地方，后果就不堪设想。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是在记者采访的诸多专家中，对此事是态度最温和的，表示自己是“有条件地赞成，有条件地反对”，只要能保证做到100%不影响古建他就赞成。但对于工程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他说：“那谁知道呢?”

故宫，展览什么?

“博物院要服从故宫，而不是故宫服从博物院。如果因为要展示艺术品而破坏故宫，本身就是本末倒置。”著名文物专家、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说。

地下文物展厅直接涉及到故宫定位问题。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故宫被定位为国家综合性艺术博物馆，以收藏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为主，相对而言对皇宫建筑并不特别重视，但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定位有偏差。

谢辰生指出，故宫博物院与众不同，它最大的展品应该是故宫建筑群本身。展品内容应该以宫廷原状陈列为主。艺术性博物馆的性质不能压过故宫本身博物馆的性质。故宫收藏的很多东西也应该展示，这并无疑问，但是在比例上不应该超过前者。

这个定位和观众的心理预期也是一致的，中国文物研究所总工程师付清远就提出，现在参观故宫的人主要以参观古建筑和宫廷原状陈列为主，想看艺术品的不是没有，但绝对是少数。另外还要考虑观众的体力问题。在故宫走上一圈，大多游客已经筋疲力尽，还有多少人能走到东华门这个偏僻的地下展厅再去专门看艺术品展览?

故宫的某个馆，就是因为长期没有观众游览，管理者放松了警惕，结果在和别人聊天时，被人进去偷走了珍贵的文物。

至于故宫古建保护和陈列的矛盾问题，几位专家都认为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案来解决。冒着损害古建的危险、耗费国家巨资建设地下展厅没有必要。

谢辰生、王世仁等专家都提到了国家已经批准立项的国家博物馆问题。据知，国家博物馆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基础上进行扩建。

有人推测，既然建设国家博物馆，为了充实展示内容，肯定要从故宫调配文物，这对于号称百分之九十九文物在地下仓库的故宫绝对是一个“哑巴亏”。而地下展厅一旦建成，故宫就可以在未来国家调配文物时说“不”了——我们这里已经不缺展示条件，没有必要拿出去。当然，这不过是猜测而已。

故宫方面的解答

对于来自文物界的这些争议，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主任张克贵作了部分的解答。

关于地基情况，他说，传统认为故宫地基是一个同一板块的说法并不准确，经过勘测发现，一组建筑的地基是和这组建筑相适应的。个宫廷主体建筑基础的分布也不一样，荷载和建筑的关系也不一样。

记者注意到，现在故宫方面称地下文物展厅对周边古建“肯定不会有影响”，这比1998年故宫的说法“影响最少”已经进了一步。

在后来的采访中，受故宫委托作地下展厅可行性报告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经济所负责人也是这个说法。该院也是故宫文物地库的设计者，相关人士认为，地下文物展厅和地下文物库施工难度差不多，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至于未来的国家博物馆，张克贵认为和故宫修建地下文物展厅是两码事：“国家博物馆可能有一部分故宫收藏的文物，但故宫收藏的文物不可能都进入国家博物馆。故宫收藏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它是宫廷世传收藏的文物，和国家文物有一定区别，国家文物可能分类比故宫多，搜集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要比故宫大。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而故宫虽然是一个国家级博物馆，但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历史。”

张克贵还强调了地下展厅建设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他说，地下建筑可以节省外装饰的成本，另外就是制造地下人工环境时，温度、湿度都比地上恒定得多，能源是节约的。而管理成本如疏散、防火和地上是一样的。在技术上说，无非地下建筑要增加一些荷载，比地上处理要复杂一点。

记者将这些说法转述给一些专家，但并不能解除他们的疑虑。

搁置了5年的方案又重新启动，看起来，故宫方面的理由更能打动决策者。而且，记者发现，与5年前相比，故宫地下展厅方案已经由原来的2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增加为3万平方米，原来的地下两层现在可能要增加为局部三层。显然，原来预计的造价二三亿元人民币现在肯定也打不住了。

谁来决定大修方案?

故宫作为世界宫殿建筑的典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载体和东方文明的光辉典范、世界人类文明的瑰宝。l961年，国务院公布故宫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故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当我们品味以上文字的时候，更觉得在故宫大规模动土应该慎而又慎。按照想象，一个如此重要的项目到了可以对外公开宣布的阶段，应该经过故宫博物院院内院外专家们的充分讨论和论证。但是在这次采访中，记者发现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件事情存在着故宫院方和专家之间严重的信息割裂现象。

一方面是，包括故宫部分专家在内的专家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其广泛程度超出了记者原来的想象;另一方面是，故宫的领导声称自己并不知道有反对意见。故宫博物院某副院长在谈及这个问题就曾很不高兴地打断了记者的话。他非常肯定地说，他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所有的一流专家都同意这个方案。“故宫开了三次专家论证会，没有人表示不同意。”他说，如果有人反对，“那他们肯定不是一流专家。”

故宫院方领导对地下文物展厅的事情是非常重视的，故宫博物院另一位负责人就在1998年院内开会时说过，“(地下展厅)这件大事如办成，即使只开了头，不可逆转，哪怕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样的情况，比如说，我被匿名信给轰走了，或者说我在这儿工作不合适，另有安排，我也觉得自己没有白来故宫一趟。对列祖列宗，对子孙后代，对故宫历史发展，为官一任，我做了力所能及应该做的工作。”

从这次讲话中可以看到，故宫院方最迫切的是尽快“开了头，不可逆转”。

故宫的领导是真的不清楚那些反对意见吗?可是某副院长偏偏又把故宫地下展厅与国家大剧院作类比，他表示不希望方案未定之前，引来那么多的争议。后来记者采访另一位负责人，他也说不希望地下展厅弄成国家大剧院那样的局面。

现在故宫地下展厅的方案还在作可行性报告的阶段，这位负责人说：你等立项以后再来采访吧。

看来，故宫的领导也许是担心争议太多影响了地下展厅的立项和建设。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此重要的一个地下施工项目，其实故宫只搞了一次专家论证会———古建部主任张克贵纠正了某副院长的说法，告诉记者说专家论证会只在1998年开过一次。而且，据记者后来了解，那次并不能称作严格的论证会，只能说是“座谈会”，参加者主要是故宫的专家。

但张克贵补充说，院方就此事和一些专家多次沟通过。

记者让张推荐了几个赞成此方案的专家，张推荐了罗哲文和杜仙洲两位老先生，并说罗哲文参加了专家论证会。可是当记者向罗哲文求证时，罗哲文明确回答，他并没有参加有关地下文物展厅的论证。

作为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保护专家组的组长、著名的古建筑专家，罗先生和故宫有着良好的关系，此次故宫大修中的建福宫花园修复，罗先生就参加了论证。

“可是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找我。”他说。另外，罗对此事早就态度鲜明：“有条件地赞成，有条件地反对”。

而杜仙洲老先生就说自己根本不了解这个事情。

杜老先生拒绝谈这个事情的态度，记者在此次采访中已经多次体验，尽管有的人有礼貌地拒绝，有的人生硬地搁了电话，有的人则是意味深长地嘿嘿笑着婉拒。一向和传媒界配合良好的这些专家为什么此次态度如此反常，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希望寻找一位明确拥护这一方案的故宫外专家，却没有找到。

任何事情都难免有争论，而且，在事情确定之前，充分的争论应当是有益的。即使如故宫引为先例的国家大剧院方案，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毕竟还做了很多有益的调整和修正。

看来，故宫是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单位内部的事情进行操作了。可是，以回避争议、封闭操作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处理如此重大的问题，是否有失谨慎?

而问题在于，故宫到底是谁的?可以这样说，故宫既属于故宫博物院，也不属于故宫博物院，归根到底，故宫更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因为，故宫博物院只是一个被委托的机构，对故宫作为国家级博物馆和人类文明载体的有关事宜负有具体责任，而不意味着它对故宫拥有所有权和一切处置权。毕竟，我们只有一个故宫。

故宫安全吗?

张忠培说他去故宫当院长那一年真是“流年不利”。1987年8月，刚上任两个月，故宫的景阳宫就被雷电击中，燃起熊熊大火，张带头冲进火中抢救了陈列的玉器，但宫殿最后还是化成了废墟。张说那次见识了什么叫“滚地雷”，同时知道古建筑装避雷针装多装少了都不行。不久，宫里又进了小偷，幸好被抓住才没有造成损失。

第二年，故宫的城墙倒了一片，开始说是故宫的责任，后来查明是外面的民房所致。

这两件事给刚刚调过来的著名考古专家张忠培两个“下马威”，当时他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我原来是搞考古的，考古都要改变地质状况才能发现真相，说不好听是搞‘破坏’，这回可知道保护的重要性了。”

中国只有一个故宫，而这个故宫已经582岁了。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说：无论是紫禁城这一古代建筑群的本身，还是紫禁城内珍藏的各种文物，都是罕见的旷世之宝。

要留给后世一个完整的故宫，两者都不可偏废。

对藏品的安全在皇权时代即受重视。据说乾隆皇帝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废帝溥仪为了解决经费困难，不惜大肆拍卖宫藏珍贵文物。1923年，溥仪拟在宫内进行各宫宝物的检查，没想到随即建福宫花园就起了大火，将建筑和收藏付之一炬，据说这是太监们为了销毁偷盗证据而纵火造成的。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当时政府和清室组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宫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这一浩大工程对皇宫向博物院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

现在回忆起来，故宫博物院为了保护祖宗留下的宝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罕见的文物“南迁”。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平之后，故宫博物院进入第一个辉煌时期。不幸的是，这个阶段不长，日本侵华战争就使故宫博物院事业重又陷入空前灾难。1932年，平津告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威胁。从1933年开始，故宫文物开始南迁。

文物迁至南京仅仅半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事变相继发生，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于是，文物不得不继续西迁至四川、贵州等地。这次西迁分为南、中、北三路。西南地区气候潮湿，白蚁等虫害严重，更有敌机空袭轰炸，条件极为恶劣。故宫人是用汗水甚至生命保卫了祖国的文物。

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于1946年陆续东归南京。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之时，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当局又下令故宫博物院将这些文物运到台湾，当时运走三批共2972箱约20多万件文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1985年建院60周年之际，宣布经过核对的文物共1052653件。

改革开放之后，故宫博物院事业得到振兴和繁荣。到90年代末，故宫基本上完成了全部古建筑的进一步维修，完成了护城河治理工作，在消防安全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文物保管的安全问题通过地下文物库的建设也得以解决。

1998年，故宫曾经提出了一个在太和门设立大屏幕电视导游系统的设想。此事在国家文物局一位副局长的主持下召开了文物建筑专家鉴定会，遭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反对。理由是：不仅破坏明清皇权遗址的整体环境和气氛，电线和大屏幕本身可能成为火灾隐患，而且装置这个大屏幕将破坏古建筑地面。

但是，在故宫博物院后来向国家文物局上报的有关补充报告中称“与会同志包括原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均高度赞扬故宫领导班子的改革思路和魄力，深为故宫的新气象而高兴，也高度评价故宫为观众着想、从观众需求出发的服务精神，认为设立电视导游大屏幕，是古老的故宫博物院采用现代化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及服务水平的一个重大标志性改进措施，确有必要”。

专家们一时大感惊讶。如他们所愿，这一计划最后没有实施，但它提醒我们，在大患除去之后，一些貌似合理的做法，也可能会威胁故宫的安全。

故宫隆宗门以西发现元明清遗迹“三叠层”，最下层为元代地层。

明朝重建时基本清除 “活儿干得特别干净”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5日公布一组考古成果，包括首次发现的元代地层、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宫廷御用瓷器碎片埋葬坑等。其中，元代地层是近两年来故宫考古的突破性发现。

在王朝更迭中，被埋藏在地下数百年的元代大内，也就是元朝皇宫，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内露出端倪——隆宗门西发现的一组建筑遗存中，发现的瓷片、瓦片等将地层时代回溯至了元代。

这一发现在故宫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对研究紫禁城元明清三代和北京城中轴线变迁，乃至紫禁城历史及中国古代建筑史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明代建故宫时清除了元代工程

据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介绍，在隆宗门以西发现的一组遗存，层位关系由晚及早分别为：清中期的砖铺地面和砖砌排水沟;明后期的墙、门道基址、铺砖地面、砖砌磉墩和明早期的建筑基槽;最下层的素土夯筑层和夯土铺砖层基槽。

“最下层的这组遗存从层位关系判断为该遗址最早的一组堆积，结合其包含物推断其年代指向为元代，是故宫考古的首次重要发现。”李季说这组叠压关系清楚的元明清遗迹，堪称故宫“三叠层”。

在距地面3米的考古现场，工作人员说，包含物中有定窑白瓷碗残片、磁州窑黑梅瓶残片等，年代约为金元之时，按照考古发掘“就晚不就早”的原则，可将年代定为元代。“里面一个明代的碎片都没有。”李季说。

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基本重合，但由于元代时间较短，此后又是三朝古都，历史痕迹多被抹净或覆盖，因此元大内的位置一直扑朔迷离，几代考古工作者苦苦找寻。而故宫作为皇家遗存，处于元明清的核心地带，具有唯一性，所以专家一般推断元代皇宫可能在现存紫禁城附近，或是西侧至北海琼岛区域。

“我们一直在寻找线索”，李季说，明代建故宫时曾重做地基，将元代工程基本清除，“活儿干得特别干净”，所以此次发现非常罕见。

此次考古发现的元代地层，则可以确定元大内(皇宫)就位于此处。至于元大内有多大面积，本次发现的又是哪座宫殿，目前尚未可知，有待未来发现，“就像拼图一样”，李季说。

清宫“垃圾坑”出土重要文物

此外，慈宁宫花园东院遗址发现以往未知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由地钉、桩承台、磉墩、夯土层、夯砖层等遗迹构成，是一处保存较好、规模宏大、工艺考究的宫殿建筑基址，推测其时代为明早期，为研究紫禁城历史和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提供了新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发现的元代土层也是沿着此处宫殿遗址发掘而得。

在紫禁城西南角的南大库考古区域，工作人员发现了清宫瓷器埋藏坑。“这是首次在紫禁城内发掘出土有意识埋藏的御用瓷器碎片坑。”李季说，这从考古学上证明了皇帝对御用瓷器从生产初端到使用末端的全程垄断。“这里其实是当年的垃圾坑”，李季说，当年清宫废弃的瓷器会被砸碎埋在此处。

故宫考古研究所还与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掘了大量较为完整的正德官窑釉上彩半成品堆积，并发掘出土了部分釉上彩颜料、配制釉上彩的原料，这在景德镇御窑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

铺设消防管道时意外发现

李季说，故宫考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除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献，还有多个学科，古建筑、文物保护、信息化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工作。

故宫是认识北京、认识古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具体考古中，会始终坚持最大限度保护遗存、最小干预原则，尽可能利用各项维修工程的坑道、管渠等剖面，以随工程进行的方式。元代地层就是在隆宗门外铺设消防管道时，意外发现的。

所有考古发掘均贯彻“见面即停”理念，“发现遗迹先不急于向下发掘”，他说，而是耐心、谨慎地揭露其范围、层位与性质，并研究实施科学保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