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学什么专业西农

在西农，有一批科学家，值得所有师生的尊敬，值得整个中国的尊敬，因为他们的研究，给人们的科学希望埋下了新的火种，有人问搞科研学什么专业西农，小编想说的是，小编给你看看这些科学家们，你就会知道你的答案了，其实什么专业并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真正为科研而生的赤诚之心。
 

始终不忘初心 矢志艰苦奋斗

西农大南门外，几孔简陋窑洞静静矗立，似乎与黄土高原司空见惯的窑洞并无什么不同。
弯腰走进窑洞，低矮的洞窟不足两米高，人在里面几乎无法直立，狭窄通道仅容两人并行通过。然而，就在曲曲折折的“洞窟”中，藏着小麦条锈病专家康振生和科研团队的“宝贝”——不同生长阶段的麦苗、感染条锈病病菌的试验植物……
“这里原来是抗日战争时期建设的防空洞。我们做小麦条锈病研究，需要低温实验室，上世纪80年代科研条件差，只好从荒废的防空洞上动脑筋。”康振生说。
这一用，就是30多年。
那时西农大所在的杨凌，不过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镇，远离都市，说是农科城，其实就是个农科乡。在人才“孔雀东南飞”的时代背景下，杨凌大量科研人员流失。有句话广为流传：“别说孔雀，杨凌连麻雀都飞走了。”
 
对于康振生来说，就至少有3次机会调到北京。
是什么让康振生们选择了扎根大西北，终日与黄土为伴？
“我是从小麦田里走出来的，我的事业就在小麦田里。”出身农家的康振生，亲眼目睹过条锈病对小麦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攻克小麦条锈病，成了他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我的一生只干了小麦条锈病防治这一件事。干好这件事，黄土高原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因为我的一点微薄的贡献，让农民兄弟们一年辛苦没白费，是我最大的骄傲。”这个从“窑洞实验室”中走出的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转身又进入窑洞中“伺候”心爱的麦苗。
从黄土地中走来，回到黄土地中去。西农大的科学家多从农村走出，曾经艰苦的农家生活，塑造了他们朴实而坚韧的气质。
樱桃专家蔡宇良，年少时家里困难，中学时代每到晚上7点半就看不进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跟不上，饿得心发慌。”
尽管抱着“以后能吃上果子”的美好憧憬报考果树专业，但蔡宇良第一次见到樱桃的记忆并不美好。“那是西农校园里的两棵樱桃树，为了防止闲人偷摘，树下拴着条大狼狗，学生们只能远远看着流口水。”

没想到，从未吃过樱桃的人，日后竟然成了樱桃专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蔡宇良有了去英国学习进修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果树栽培技术，强迫自己每天长跑锻炼身体。“跑步是为了防止生病，一生病，就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哩！”
农业专家培育优秀品种，常常要深入山野寻找野生种质资源。一次，在云南密林中发现一棵野生樱桃树，蔡宇良拨开半人多高的杂草，兴奋地往前跑，只听见后面一个村民尖利的呼喊：“蔡老师，你后面追着一条蛇！”
“五步蛇”“烙铁头”……蔡宇良见过的毒蛇不可胜数。野外考察中，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多渴，水壶里的水一定要留半瓶。“万一被蛇咬了，还要靠这半瓶水兑解药救命。”

历尽千辛万苦，只为擦亮心中那个神圣的梦想。

小麦育种专家吉万全的家在学校家属区。多少个傍晚，妻子站在家里阳台上张望，从晚霞落山望到夜幕降临，不足300米的距离却好似远在天边，总是见不到丈夫的身影。
“我们搞小麦远缘杂交的，出成果周期长，必须下苦功夫。在实验室用显微镜观察记录小麦胚芽情况，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抬头，天就黑了。”吉万全笑着说。
为了选育出最优良的品种，从播种、管理到收割、脱粒，育种专家们必须和普通农民一样，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每次面试研究生，吉万全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你怕晒太阳吗？”
“搞农业科研，就是要与土地、与阳光雨露打交道。不愿意晒太阳，怎么搞得好？”吉万全一脸严肃。
面对杨凌艰苦的条件和农业科研的艰辛道路，不是没有人选择退却。当年一位全国育种界的权威专家在杨凌工作时曾招了5个研究生。如今，一个在北京，3个在美国，只有吉万全一个人留在杨凌。

留下来的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近年来，西农大累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40项，主持完成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72项，试验示范站累计推广示范面积超过3亿亩,新增经济效益500多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