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6日上午，中国氢弹之父，名叫于敏的学者，在国际核技术上以中国人名字命名院士，享年93岁。关于学术界的于敏，这些年来有很多报道，人们或多或少都在报道中了解了一些。事实上，对每个人来说最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曾经认为前一时代的人们仍然有很多生活在我们身边。
 
应当说，与部分更为著名的两弹元勋相比，于院士也算是年轻半代，不过，与近年国外媒体常常感慨于国内的科研人员普遍那么年轻不同，于院士所在的时代，不是有足够老科学家主动为年轻人铺路，鼓励年轻人更快成长，而是在缺少科研人员的情况下，很多年轻人不得不被“赶鸭子上架”。
 
改革开放初期，在与世界先进军队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为了给经济建设让路，部队还是开始了忍耐期，甚至是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部队，如果只进行常规战争，同等数量的解放军都难以与之对抗。但是，有了现在看来指标并不算十分先进，而且数量有限的核武器、远程导弹，保障了国泰民安，保障了经济建设获得较大成就之后，今日的战舰“下饺子”。
 
在那个时代，能够有机会读大学的，甚至出国留学的学生，普遍原先家庭条件较好，从利己主义的角度而言，与其拼尽全力撑起一个不知能否成功的农业国，显然不如以“知识分子”的名义留在国外更舒服。但是，这些热血中青年们，选择了回国。而且回国也不是回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大城市，而是投奔因新重新纳入祖国怀抱建省而著称的新疆。（后来改为自治区）
 
1840年到1919年是个坎，到1964年则是另一个在网上看到一段评论，说得特别好：
 
他名校毕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即便是“土专家”，那也是天资聪慧。
 
他特别爱国，为了国家甘愿隐姓埋名，奋斗几十载，最后给国家制造了许多好东西。
 
他即便退休后也要发光发热，为国家培养人才。最神奇的是这些事描述两弹元勋中绝大多数人，都很符合。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被定性为“两弹元勋”，而算上今天日刚刚去世的于敏先生，仅剩3人健在。
 
两弹一星元勋们只是当时拼尽全力的科学家们的代表，向那些默默无名的祖国脊梁，致敬。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一个科研人员的成长，要经历从兴趣出发的热情，到为完成科研任务的责任，再到承担国家使命的自觉，沉浸在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枯燥。要利用好朋友圈，把自己的冥思苦想变成集思众创，共同把冷板凳坐热。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福说，当科学不再完全取决于探知求索的兴趣、当科学家被迫成为“受金钱支配的奴隶”、当科学新秀坚持自己的科学奇想而不被“主流科学”认可、当科学探知过分“功利化”、当科学环境变得不再“利他”甚至自私时，科学的创造力就像是被“谨慎”束缚的花蕾，娇艳欲滴却不曾绽放，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