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盛世，国家的结盟以及签订一些同盟协议条约都是很常见的一种外交方式，这种协议能够增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亲密感。今天小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来详细了解下这是什么时候签订的什么样的条约吧。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给苏联哪些利益?国民政府为何会同意呢?

1945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签订《雅尔塔协议》，三巨头在没有考虑中国意见的情况下就私下瓜分了远东的利益。依据该协议，苏联须在结束欧战后的三个月内对日宣战，而这个缓冲期很重要的就是留给苏联与中国协商具体的办法，于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便出台了，而这也是一份新式的不平等条约。

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将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并保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并在战后保持友好。作为回报，苏联也将得到巨大的利益。首先便是中苏两方谈判的核心问题——外蒙古独立的合法性，这是斯大林一直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尊重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此外，苏联还在东北得到了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权，包括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等等。

显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个侵害了中国主权的条约，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会同意呢?

实际上即使没有《雅尔塔协议》、没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也会出兵东北，对日宣战，这一点蒋先生心知肚明，苏联对于远东利益的看重是世人皆知的。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还会不会走呢?因此这就是国民政府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他们需要苏联政府做出承诺，在战胜日本后，必须保证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完整。国民政府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苏联对中国当时两个政府的态度，他们希望苏联能承诺只支持国民政府。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过程中，围绕这些问题中苏共进行了九次谈判。在谈判中，苏联一方非常强硬，斯大林认为外蒙古问题是一切谈判的先决条件;而国民政府则希望能在战后在解决外蒙古问题。最后，在形势所迫下，国民政府还是先妥协了，毕竟有求于人啊。而苏联也对国民政府所关心的两个问题做出了承诺。

应该说，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稳赚不亏，难怪斯大林总是自诩“俄罗斯人善于打仗，而他自己则善于谈判”;反观国民政府，以牺牲外蒙古为代价换取了有条件的东北主权，而苏联关于中国内政的承诺，显然也是有水分的。

1952年的国民党第七届代表大会上，蒋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与苏联签约放弃外蒙古，“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称《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是中华民国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际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时苏联军队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已经发动八月风暴攻势，一个星期以后，从日本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当时满洲国)与内蒙古。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只好勉强和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此条约最大要点是关于中国北方边界的问题，尤其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换文内容附件有两条主要：一、苏军三个月内从东北“撤完”;二、“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华民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没有时限。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10月20日，外蒙人民在被苏联操控的外蒙当局的监视和控制下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

1945年，美国鉴于在太平洋反攻时，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且原子弹尚未测试成功，预估要全面击溃日本，需牺牲一百万美军与五十万英军，因此罗斯福与丘吉尔，会同斯大林，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中，要求苏联在对德作战胜利后，对日宣战。为此斯大林在会议上开出若干条件，其中攸关且出卖中国权益者如下:

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后二至三个月之内，苏俄依据以下条件协助同盟国参加对日战争：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对1904年由于日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左：(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给苏俄;(b)大连商港国际化，苏俄在该港的优越权亦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口为海军基地，也需予恢复;(c)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入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应设立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俄的优先权益须与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全部主权。

千岛群岛须交予苏俄。

上述有关外蒙古及东北的港湾与铁路等协议，须征求蒋中正委员长之同意，依斯大林总书记之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取得该项同意。

而中国方面在6月由继任杜鲁门总统于接获贺浦金斯报告后，于6月9日在白宫会同代理国务卿格鲁(J.Grew)约晤宋子文举行商谈方才得知，而美方则对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由施压，要求对俄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来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晋谒，出示一个为进行中苏交涉的“五项先决条件”的文件，其内容是为﹕一、恢复旅顺港的租借，建立苏联海军基地。二、大连商港国际化;同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三、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组织合办公司，共同使用。四、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现状，使成为独立国家。五、库页岛南部以及与其邻接诸岛暨千岛群岛归属苏俄。如果　蒋主席同意这几项基本条件，苏联准备即刻开始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4]6月15日，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送来了杜鲁门总统的极机密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附有雅尔塔密约的全文。备忘录中记载着“斯大林总书记所表示的明确意志”，内容是﹕(一)斯大林总书记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三)斯大林总书记期待中国达成统一、安定，希望满洲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四)对于中国没有领土的要求，为了和日军作战而进入中国领土的苏联军队，尊重中国主权。(五)为使中国便于在满洲组织行政组织，欢迎　蒋主席的代表和苏联军队同行进入满洲。(六)斯大林总书记同意美国对于中国所提倡的门户开放主义。(七)斯大林总书记同意朝鲜由中、美、英、苏四国托管。

美国方面依据这个外交文书，认为是斯大林对于中国没有存丝毫野心的‘背书保证’。根据杜鲁门回忆录，由杜鲁门总统发给赫尔利的电令很明显地表示出基于在雅尔塔协定中会商决定“由罗斯福总统通知蒋介石主席，让他了解。”并指示赫尔利“要尽最大的努力得到蒋介石主席的认可。”

而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在该日谈判过程，极力争取两项问题：(一)旅顺问题，绝对不能使用‘租借’等类的名称。(二)对于外蒙古，可以赋予高度自治，在外交和军事上都能让其相对于独立;但宗主权必须属于中国。不过，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宜提出去。

同年6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华盛顿返回重庆，他告诉王世杰：“苏联将不惜丢弃中共与我订约。”[6]:1096月27日，宋子文等人由重庆飞莫斯科，蒋介石派蒋经国随行。[7]:116随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钱昌照等。[7]:116

谈判过程主要由外蒙古现状僵持不下，宋子文认为外蒙现状，就是维持1924年苏联承认中国拥有外蒙宗主权之所有现状。而斯大林则认为外蒙现状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名词，并提出基于下列三项理由，中国要承认外蒙的独立：(一)外蒙对西伯利亚东部的防守，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苏俄应有自卫的法律权。(二)外蒙不愿加入中国，亦不愿加入苏联，故而独立，中国无代表在外蒙，外蒙亦无代表在中国，故中国应承认其独立。(三)苏俄在东方的国防计划，悬想日本在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后，将恢复其力量;苏俄目前在远东防止日本再恢复其力量之准备，实嫌不足：正在建筑彼得罗夫斯克和脱卡斯脱里两个军港，及由该军港至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铁路，以及在贝加尔湖以北的铁路，估计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因此苏俄需要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和外蒙方面自卫法律权。

7月2日与7月7日两次谈判中，宋子文奉国民政府令，拒绝承认外蒙独立的要求。7月2日会谈记录证实，宋子文对斯大林说：“吾人实处于困难之地位，吾人无法向人民宣布吾人将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如吾人承认外蒙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斯大林说：“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俄在远东之地位。……日本即使投降，亦将再起，因此之故，苏俄在外蒙领土应有自己之法律权。”7月6日，宋子文电告：“斯大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独立一节则坚持。”直到7月12日为止，在和斯大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中曾经六度晤谈。

斯大林威胁这一问题不解决，则协定不能签订，并强调：波茨坦会议即将开始，如中俄两国间问题不能解决，以出兵问题就无法商讨，胁迫中国。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极力斡旋，美国官方记述：“在谈判时，宋博士之主要注意，为获得苏联承认中国在蒙古的主权;此在多年前，在事实上即早丧亡，虽有1924年中苏条约，苏联自1920年起，已为事实上之控制权力;宋博士显然愿意同意其他重要之让步，以为外蒙古之交换条件;经过若干困难后，哈里曼先生始劝服其接受实质以代替形式。”

因谈判不成与美方斡旋决定对策为﹕“(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二十年;旅顺行政管理权，属于中国，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能完整。中东南满铁线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期限均为二十年。(二)新疆动乱，苏俄依照约言协同消灭此种叛乱，而外蒙侵占之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三)中国共产党其军事及行政组织，深盼苏俄祇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俄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四)外蒙问题既为中俄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愿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俄政府接受后，拟公投方式投票后，中国宣布外蒙之独立;外蒙之区域范围，以原疆界中国旧地图为准，藉以获得两国久远而根本之合作”

斯大林始同意中华民国提出“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的提议，这一提议在表示中国政府，不承认民国初年苏联外蒙独立侵占部分内蒙新疆土地为其领土，同时根据这一原则规定，中国保有勘定外蒙疆界之权。遂将这些协议作成换文，以为条约附件之一。

中东南满铁路的经营与旅顺大连的特权：斯大林要求这些特权有效期限为40年至45年，同盟条约期间则为20年;而中国政府对宋子文训令原则均为20年，斯大林认为时间太促，再三要求改为30年，最后中方未同意。

大连：雅尔塔协定订明：“应开辟为自由港，苏俄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但在莫斯科谈判时，斯大林要求：“作为苏联专用港湾，苏俄与中国共同管理大连”，经中方代表以承认之领土主权完整原则拒绝。

旅顺：雅尔塔协定订明：“仍复为苏俄所租用之海军基地”。斯大林因要求军港由苏俄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于征得苏俄同意后任用，并要求旅顺附近之缪岛雷岛不设防(约一百公里以外岛屿不设防)。

宋子文回国请训后，8月5日又与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等，于8月7日午后抵达莫斯科。当晚十时，宋子文等等往克里姆林宫会晤斯大林，“一切谈话几乎完全在宋子文、斯大林之间进行”经过四次谈判后，8月14日上午十一时王世杰“与莫洛托夫将各约文稿逐一商定，彼方亦略有迁就我方意见”。后因“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8月15日“晨六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宋子文、斯大林出席，“约文则由两国外交部长王世杰、莫洛托夫签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此签订。

尽管许多当时报刊与教科书记载签订日期为8月14日，但根据参与签约的王世杰与蒋经国的记事，签字时已经是苏联时间8月15日的早晨6点，几乎和裕仁天皇在日本时间8月15日的中午12点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投降同时发生;事实上，签字前四小时王世杰等人已得知日本投降的决定(玉音放送前一天日本已透过瑞士等国向美国传达)。苏联的官方媒体之所以在签字前数小时就假称签字完毕、而中华民国政府也将错就错，是因为要营造该条约是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态势，毕竟条约的名义是在敦促苏联对日用兵;而且苏联数周前已经发动八月风暴，对日本不宣而战，所以国府希望在东北已被苏联入侵的既成事实下，以此条约规范苏联战后从东北完全撤军、并减少对中共的支援。

当时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此约同主要有目的，(一)稳定中苏关系(二)减少中共猖獗(三)保证对日作战的苏军在作战结束后，自东三省撤退，以利国军接收东北，并尽量限制苏俄在东三省的权益，与其在新疆等地的活动。(四)中苏之间的谈判，闹成僵局，恐波及中美关系，发生不良影响;能够和在雅尔塔协定上签字的美、英两国保持协调，予此援助中国，牵制苏联动向的一个条件，并可借由国际舆论，防止苏联侵占更多中国领土，美国对中苏间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中国以援助。

东北三省(1947年省区重划才更为东北九省)方面违约：依据该条约附属“关于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协定”，8月14日十日军已向苏军总司令投降，在中国东三省的最高当局，应为中国行政当局。但苏联方面却拒绝国军乘美国军舰自大连港登陆接收。[注2]且中苏条约“关于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协定谈话纪录”：俄军应在12月3日以前撤出东北，然而苏联并外履行此协议，拖延至隔年1946年3月1日方才告知中国政府撤军。另外东北日军遗留之工业机械与武器，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以备忘录致美苏驻华大使馆表明决定没收日本在中国的公私财产的立场，要求日本一切资产均归为日本对中国侵略赔偿，苏联进军东北后，却大肆掠夺日本遗留之机具、军火，将东北产业视为战利品，据美国赔偿代表至杜鲁门总统一份报告指出，苏联占领期间，东北经济损失达8亿5800万美元，全数复原费用需20亿美金。且有价值30亿美元黄金与50亿美元满州币遭掠夺，但数字是否如此未定论。后国民政府的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联络处召集原在东北各地主持各种事业机构明了实际情形的高级日籍人员21人组织调查团，从事更为详尽的调查，并查阅日人工厂原始簿册帐表，计算损失经数月调查结果，其已证明确切的直接损失，共为12亿3千6百万美元。

外蒙独立公投缺乏公正：据国民政府奉派出使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雷法章的报告书指出，外蒙当局当时已受到苏联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所控制，在军政文化机关，多有苏联人员在内工作，且在投票所、教育机关也可见到苏联方面高级人员参与。且在经济方面，多仰赖苏联方面给予资助，故其资源物资来源以受苏联遥控。而在投票所的公民投票，虽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上图为宋子文和莫洛托夫签订条约现场。

1949年9月27日，国府出席联合国代表向大会出提“控告苏俄违反中苏条约侵华案”，终于获得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10月，苏联承认中共政权，国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苏联断绝邦交。

1953年2月，蒋明确下令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2月24日，中华民国政府鉴于苏联以军事援助中共、未使东北主权完整并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废止该条约，其所有条款概无效力，并与联大谴责苏联干涉中国内政。

1950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再度否决苏联排斥中华民国代表权案。9月，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否决印度、苏联牵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建议。

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以苏联“违约”为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苏案”，并经大会决议通过。

1953年2月24日，中华民国立法院表决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