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意义

导语：辛亥革命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和武昌起义一样，都是改变历史时刻的重要运动，他们都是一个旧势力的终结，新势力形成的节点，当然了，这两次运动都是为了能够让许多的劳苦大众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看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来在了解下吧。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意义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和前近代的分水岭。正如教科书中记述的那样，辛亥革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国”，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那么，在百年前是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呢?下面小编就带大家回到当时的历史吧!

爆发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2011年整整过去了一百年。以中国内地为中心，在东亚文化圈范围内，频繁举办各种纪念辛亥革命的政治、社会及学术纪念活动以及相关学术研讨会。“辛亥革命史”这个名词本身，也随之成为中国当代(21世纪)的一个“革命标识”。

但是，辛亥革命爆发当时，中国社会又是如何评价和解释这场革命的呢?辛亥革命也是近代史上的一大争论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辛亥革命的解释、解读、评价也表现出各种不同形态。这至少说明，我们可以从各种视角去解释和理解辛亥革命，也表明这场革命还有很多我们尚未完全揭示出来的真相。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何广先生考察认为，“辛亥革命”这个词语首次出现于1912年6月出版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者编辑)一书。书中收录了从1911年10月11日开始，一直到1912年2月12日期间，各报刊发表的相关报道和新闻资料。

1912年出版的另一本书《辛亥革命大事录》(草莽余生编辑)中，也出现了“辛亥革命”这个词语。有学者考证认为，草莽余生正是廖少游。廖少游又称为廖宇春，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革命家。在辛亥革命期间，廖少游等奔走南北，游说北洋将官接受共和，并劝说冯国璋等人不反对南北密约。

即便如此，在中华民国开国之初，“辛亥革命”这个名词并没有被人们广为使用。当时，这个名词仅限于指称“辛亥年通过武昌武装起义，推翻清王在民国初期颇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大公报》或其他政府公报中，用朝的历史事实”。来指称“辛亥革命”的用语种类繁多，有“武昌首义”“光华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词语，但鲜见“辛亥革命”这样的表述。

孙中山本人在谈及辛亥革命的时候，也没有使用“辛亥革命”这种表达方式。在担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布的公文中，常见“民国光复”“武昌首义”等表现形式，却未见出现“辛亥革命”这样的词语。甚至在1917年孙中山发表的演讲中，也没出现“辛亥革命”这个单词。进入1920年以后，“辛亥革命”这个名词才开始被人们广为使用。到了1927年，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宣传大纲，第一条便明确规定“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直到这时，“辛亥革命”才正式粉墨登场。

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次会议中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文件明文规定纪念辛亥革命的相关制度，从此以后，“辛亥革命才成为流行语固定下来那么，在民国初期人们又是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呢?

首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认为，“中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1919年10月10日，在纪念文章中孙中山明确指出，革命军成功起义，随后成立了民国，但革命事业尚未成功，革命的目的尚未达到。

不过，在民国初期，北京的北洋系统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和评价却是暧昧不清的。1912年10月10日，在北京政府内务部举行的祭礼仪式中，国务总理赵秉钧代替袁世凯宣读祭文。在这份祭文中，仅提到了民国的创立以及众多为推翻清王朝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的功绩，却几乎没有评价民族革命的性质。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时但对从武昌武装起义到自己出任临候，发表了长达5万余言的长篇时大总统的过程一笔带过，大论，族共和”的主题。

反而突出了“五北洋军阀系统在纪念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刻意淡化其“革命性”的意味非常浓厚。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为了民国初期国家局势的稳定，刻意淡化“革命”和”的同时的因素，转而将“五族共，忽视了“革命”，这种和”作为国家的发展前景。他们强调“共处于混乱期间无疑是一剂良方。

在100年前的民国初期，中国各界对辛亥革为国家前景考虑的做法，在民国初期国家命的评价，并不像现在这样旗帜鲜明，也没有出现更多的观点。这也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使然。那么，对于小编来说，小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辛亥革命有进步性和革命性，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也是很好的第一步。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武装起义。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十余省宣布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而独立，史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促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是，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却认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是个意外，他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为什么孙中山会这么说呢?

第一，许多革命党人不认为在武昌起义是上策。

武昌虽然是九州通衢，却也是四战之地，正因为这里水陆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很容易受到敌人重兵集团的进攻。也因此，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等才执意要先在广东发动起义。事实上，武昌起义爆发后，部分装备精良的北洋军迅速赶到了武昌城下，准备进攻。但是清军统帅荫昌，非要等清军主力集合完毕，才发动进攻，给了革命军十余天的准备时间。之后，黄兴赶到武昌，率革命军反攻，饶是如此，还被清军拿下了汉口、汉阳。若非袁世凯对革命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以胁迫清廷退位，武昌城真的难以保住。

第二，武昌地区的革命形势及基础并不优越。湖北是清朝政府统治的堡垒地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并不强烈，因此许多革命党高层如孙中山等人并不看好湖北，未把湖北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对湖北的革命形势未抱希望。1911年9月29日，雷铁崖批评湖北人在保路运动中的表现既远逊于“拼死以争”的川人，又落后于“亦尚有罢课开会之举”的湘粤两省，“声息俱无，群仰清政府鼻而嘘而沫”。“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没有想到湖北人闷声发大招，给全国革命形势送了个大礼包，武昌起义成功敲响了清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第三，武昌的反革命力量比较强大。

当时湖北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民心较为安定。而且，武汉是清朝新军重点布阵的地方，清末练新军的翘楚，首推袁世凯，次推张之洞。在张之洞苦心经营之下，湖北新军设一镇一协统，人数在全国较多，实力也很雄厚的。武昌起义前，张之洞虽然已经去世数年，但是在任的湖广总督瑞澄向有贤名，貌似文武双全、思想进步的干才(没想到会是个纸老虎)。瑞澄曾在苏州等地编练内河水师，一举击溃盘踞太湖一带的水匪;升任湖北总督后他还与锡良领衔联名十八省督抚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历史学家章开沅说：“瑞澄并不是腐败官僚，他是个积极推动改革的人。”

第四，起义的领导力量并不强大。

辛亥革命的领导中坚是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同盟会。而武昌起义是由文学社与共进社领导的，他们只能算同盟会领导下影响力不太大的分支机构，并且共进会、文学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到起义前夕仍未做好协调组织工作。共进会、文学社原定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来武汉领导起义，但他们均未能赶到武汉，于是起义指挥部决定推迟到10月16日发难。武昌起义的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但是，由于情况泄露，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都已泄露，彭楚藩等人被杀，蒋翊武、刘出逃，孙武受伤住院。武昌城内戒备森严，无法与各标营革命党人联络，实施起义计划。

正因如此，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清廷，都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颇感意外。那为什么武昌起义还能成功?这主要得益于这个大清王朝的“送命总督”——瑞澄!瑞澄号称干吏，却临危处置失当。武昌举事之初，主要是士官出身的革命党人在筹划，旧派军官及北洋将领皆观望不动。待到革命党领袖或死或逃，起义本来已告失败。但由于瑞澄先将抓获的革命党领袖砍头示众，后要按搜到的革命党的名单按图索骥式抓人。这引发革命士兵恐惧，于是在没有革命党领袖领导的情况下，新军士兵自发起义，诚可为各国军事史上罕见之行动。

所以，武昌起义能够意外之中获得成功，确实得益于这个大清王朝的“送命总督”!对此曹汝霖说：“武昌兵变，由于中央集中军权之后，引用士官出身之军官与北洋将领遂分派别，有新旧之分。武昌起义，由于新派主谋，初仅两营起事，余皆观望不动。后鄂督瑞澄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澄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

不仅如此，一见革命爆发，瑞澄突然逃跑了。总督一跑，负责军事指挥的镇协张彪也跟着跑了。之后赶来的北洋新军在陆军大臣荫昌的领导下逡巡畏战，没有倾力镇压起义，这些情况在客观上帮助了起义成功。对比之下，“黄花岗起义”就比较不幸!虽然两广总督跑了，但水师提督李准却比较镇定，迅速调来大批人马平息了这场起义。其实，缴获党人名册后，见上面列许多军人姓名，湖北布政司陈树屏曾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人心，但师爷张梅生力劝按名捕之，瑞澄听张的意见，很快抓获三十二人，诛杀三人。于是军心骚动，第二天就爆发武昌起义，瑞澄则弃城而逃，先逃上海，再逃日本，诚可谓大清王朝的“送命总督”。

当然，给大清王朝“送命”的，不仅是瑞澄、张彪、荫昌等人，还有摄政王载沣。当时的有识之士均意识到要早日立宪，开国会，组织内阁。连瑞澄这样的高官也联名请朝廷早开国会，没想到载沣压制大批士绅的和平请愿，好不容易开了内阁，却大部分都是皇族。这连立宪前朝廷高官满汉对半的比例都不如，一下子激化了民族矛盾，把大批立宪派人士及地方实力派推向了革命阵营。武昌起义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即表示赞成革命，出面承担民政工作，之后黎元洪也表示赞成革命，两人同时署名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

立宪派及清军加入革命阵营，给朝野极大的震慑，如黎元洪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总督后，武汉军政各界都感到意外，说“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这使得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给当时实力占绝对优势的顽固派以巨大的心理打击。

可以说，正是清朝中央的错误做法，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待到清政府终于答应实行君主立宪时，时机早已过去。汤化龙说：“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此次武昌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为政治革命。处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君主国逐渐减少，民主国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

正因如此，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的十三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许多人都认为革命成功还得好多年。湖北革命党本希望黄兴来组织和领导起义，然而当时黄兴只注重两广和云南地区而忽视武汉，他此时又在海外并明确表示不看好湖北的革命形势，甚至要求推迟起义。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一场群龙无首，仓促上阵，一帮名不见经传的、找不到合适的领军人物的，由士兵自发发动的起义竟然能获得成功!出现这种情况真的是只能说明大清王朝气数已尽，诚如赵烈文四十四年前所预测“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