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历史

导语：被后人称颂的大唐文明，贞观之治!都是始于一场宫变，即玄武门之变!可是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历史是什么呢?据悉，公元626年七月二日清晨，在刚刚诞生九年的李唐王朝的皇宫的玄武门外，发生了一场兄弟相残的惨剧，整个事件所牵连的人命高达数百人，甚至动摇了唐朝在河北的统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可以说，“一千个人心里就有一千个‘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历史

众所周知，《旧唐书》记“玄武门之变”，甚多隐讳。但到底隐讳了哪些事实，却不明究竟。对此千年疑案，史学界泰斗陈寅恪先生首破坚冰，对李世民收买北门将领以制胜予以发明。继有台湾师大李树桐先生对世民挟持高祖以握胜券进行揭露，还有日本布目潮氵风先生提出了伏兵二十人之说。本文将在三位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对“玄武门之变”当日伏兵地点和人数予以考辨。

“玄武门之变”当日史事，依据新旧《唐书》诸纪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综述如下：(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王禹、陈叔达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余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纟圭，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口至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王禹、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以下试对旧史所载进行分析、质疑，以期揭示当日事变之真相。

一、伏兵不在玄武门

“玄武门之变”伏兵地点，旧史记载，众口一辞，学界亦从无怀疑、争议，但事实到底如何，以下试据事变当日情况辨析之。

(一)六月四日，建成得张妃驰告，召元吉商量后，决定入宫参问。于是兄弟二人同行，自玄武门入宫，“至临湖殿觉变”。临湖殿具体位置史书缺载，只知在玄武门内太极宫中。但若细察史料，亦并非不可考。首先，从殿名看，临湖殿应是太极宫中临湖之殿，所以失载，或因事后被毁，或因改名失记。第二，建成、元吉入宫，是为了打问消息，径投高祖而去，得张妃报信，必然已知高祖所在，当日高祖泛舟湖上，二人前往临湖殿，那么此殿必然临近高祖泛舟之湖;从建成、元吉觉变后“跋马欲东归宫府”和建成死后元吉“步欲趣武德殿”看，此临湖之殿及高祖泛舟之湖均在武德殿之西，亦即高祖泛舟之湖乃玄武门内西边三海池之一而非东边之海池，若为东边海池，应为“南归武德殿”或“北归东宫”;第三，唐之两京宫城，布局大体一致，规格大致相仿，宫殿、城门名称多有相同或相似者。考东都宫城海池之西南有临波阁，推测其位置与名称皆与西京临湖殿相呼应。所以，据此亦可以推断临湖殿之位置是在玄武门内之西。既然建成、元吉自玄武门入宫，在门口并未发现异常，而是到高祖泛舟附近的临湖殿才察觉有变，那么，如果伏兵果在玄武门，为何不在二人至门时径直“拿下”，而要等他们走到临近高祖之所在、在高祖眼皮下群起追杀二人?临湖殿地近高祖所在，诸门诸殿及高祖身边卫士岂能坐视太子、齐王被追杀而袖手旁观、不闻不问?追杀喊叫，高祖岂能不知，怎不制止?建成、元吉觉变，掉头便逃，跋马东归。什么变化，竟然使太子、齐王如此惊恐，甚至世民“从呼”，二人话都不答，只顾逃命，而且元吉还不问青红皂白，张弓即射世民?元吉“素骁勇”，事变日被世民和尉迟敬德一干人群起追杀，被射落马后，尚步走欲归武德殿，且与世民相搏，夺弓欲扼世民，说明此人确实勇猛难当。以他之骁勇，以齐王之地位，宫禁之安全，被二兄一呼，竟然吓得连弓都拉不开，以至“再三不彀”。若非世民杀气十分明显，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元吉何敢如此鲁莽、亦何至如此惊慌?世民既为“从呼”，说明与建成、元吉距离很近，可以一声喊得答应，可证世民当时不在玄武门而在临湖殿伏兵等待建成、元吉。世民久经沙场战阵，身手矫健，反应敏捷，曾多次突入敌营，破围而出。当日是有备而来，以逸待劳，非如元吉猝遇敌惊慌。世民马逸后，被纟圭树枝不起，几被元吉以弓弦勒死。如此不灵便，定因著甲之故;元吉夺弓扼之却不拔剑相斫，亦证世民当日身著铠甲，全副戎装，尉迟敬德也是“擐甲持矛”。如此装束入宫，非反何为?如此装束出现在高祖泛舟湖边临湖殿，建成、元吉怎得不惊慌?

(二)世民追杀二人之际，尉迟敬德率七十余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后，元吉步走欲归武德殿，会世民被纟圭，乃夺弓欲扼之，幸敬德赶至，跃马叱之。尉迟敬德紧踵世民之后，来得如此迅速及时，怎可能是临时赶赴?戴上手表都不可能如此准时凑巧。世民追杀建成、元吉已有一段行程，尉迟敬德若从宫外赶至，必循北门、临湖殿路线，然后方至世民追杀、格斗之地，其时间耽误，不会如此及时赶到，更何况敬德等人根本不知建成兄弟到底何时入宫。再者，敬德所率乃七十余骑而非区区数人，胆敢追杀齐王，亦绝非宫中卫士。若是宫中卫士，敬德岂得率领?卫士岂能在高祖眼皮下擅从并追杀太子、齐王?世民要收买如此众多府兵卫士从事此等事关全家性命的谋反大案，亦绝无可能。又，元吉素骁勇，当日袭杀二人，世民定然不敢大意，尉迟敬德曾与元吉比武，三夺其矛肖，在心理上对元吉有很大威慑力。当天如此关键时刻，世民定会使敬德随侍身边以对付元吉，自已得以专意收拾建成。所以，尉迟敬德之及时赶至，乃是世民从呼建成、元吉时，敬德闻声率领部份伏兵紧随世民而来。由此可知，尉次敬德等七十余骑乃是世民所率临湖殿之伏兵。

(三)建成、元吉被杀后，宫府二千余骑精兵结阵来攻，张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若伏兵在北门，为何公谨独闭关?关门沉重，情况紧急，为何无人帮助?当时建成、元吉已被杀死，其余伏兵在何处作何公干?翊卫将军冯立等人如何得知建成死讯?《旧唐书?忠义上?冯立传》曰：“建成被诛，其左右多逃散”，显然冯立是因建成随从于追杀之际趁乱逃回东宫报信而结阵来攻，若伏兵在北门，伏兵怎不追杀?建成随从怎得逃归?建成左右得以逃逸、公谨独闭关，均证伏兵不在北门。

(四)整个太极宫城，东西仅4里，南北才2里270步，周13里180步，如此狭小地面，有建筑物包括宫殿亭阁至少二三十座，还有回廊、殿门10余，另有3个或4个海池，其海池水域之小，可想而知。临湖殿又在海池边，当时世民等人在临湖殿一带追杀建成、元吉，宫内沸反盈天，高祖怎会不知?即使高祖当时尚在船上不能得知，高祖卫士怎不制止?怎会无人报知高祖?高祖怎不令人查问?怎不派人宣旨?怎会坐视太子、齐王束手就戮?更何况建成死后，宫府二千余骑结阵攻打玄武门，杀声惊天动地，“矢及内殿”，海池紧邻北门，高祖岂能不知?北门激战，敬君弘被杀，“太宗兵不振”，尉迟敬德以建成、元吉首示其部下，宫兵乃退。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逼取高祖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当日按问建成兄弟三人，高祖组织了朝中最高按问班子，所召诸臣皆当朝宰相，所问对象亦非寻常人等，乃当今太子和秦、齐二王。如此重大严肃事件，绝不是“今天咱们坐下来拉拉家常”那么轻松随和，定然有显示皇帝威风、家法国法威严之帝王仪仗和禁卫。“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夫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也”。唐代礼仪法度承袭隋朝旧制有所损益而更加完备健全，唐初府兵又盛，宫廷禁卫十分严密。按唐代前期天子仪卫制度，即使非大朝会，皇帝身边随侍的禁卫应有：三卫五仗不算领兵官共180人，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共48人，尚不算备身和主仗之人，平时身边都有禁卫二三百人，且个个都是“武艺可称者”，并非花架子，更何况当天事情重大，高祖身边禁卫只会比平时更多。此外，宫城内外诸门还有排道人带刀捉仗而立，号立门仗。数百人的帝王禁卫，高祖本人亦有武力，御刀箭就在身侧，以禁卫之森严，以高祖之气魄胆略，岂是尉迟敬德一人就能“直闯”的。敬德能长驱直入，高祖眼见太子、齐王就戮而不能救，都说明追杀建成、元吉之前，高祖身边及附近诸门之禁卫已被制伏，世民伏兵是在临湖殿。尉迟敬德长驱直入，逼取高祖手敕，旧史状当时情景，十分传神，意味深长，透露出不少信息

：上大惊，问“今日乱者谁邪”，说明高祖此前已知乱，只不信为世民所作，或疑为其部下所为。既已知乱，朝中最高官员当时亦在身边，敬德来前，宫兵攻打北门大段时间空档内，为何不派人查问?不宣旨制止?为何坐等敬德前来胁迫?“卿来此何为”及“上大惊”，透露出高祖对敬德装束和此举的震惊，推测此前世民等人已请求高祖降敕改立皇储而遭拒绝，敬德此来，高祖及诸臣均已明白世民之决心，敬德此来意在图高祖，且在场诸人均将不免于祸。故诸臣乃力劝高祖妥协，“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潜台词就是，否则，将会有事，而且有大事，甚至高祖亦将有性命之虞。高祖见诸臣之中，宇文士及为世民一党，萧王禹、陈叔达明显倾向秦王，封伦乃墙上草，此时绝难依靠，乃问计于裴寂，欲治世民之罪(“当如之何?”)，素所依赖之裴寂却默然不语，更兼敬德来势凶猛，诸臣畏死，力劝妥协，自已明显孤立，高祖乃知事态严重，若再顽抗，必不能免，于是只好乖乖就范。

(五)伏兵禁阙袭杀建成、元吉，武德七年已有初步设想，为何世民一拖再拖，犹豫再三?以他在朝野之势力，“取二人如拾地芥”;以他之英武果断、敢做敢为，何曾如此狃怩作态?部下多次催促、反复商讨都不敢决断，甚至还一反常态，求助于问卜占卦，内心之惶恐、疑虑，可见一斑。难道仅仅是顾忌建成之名份而不担心高祖之态度?高祖英雄一世，经过几多政治风浪，袭杀建成、元吉，以武力相胁，若坚不就范、弄成僵局如何收拾?难道弑父不成?今后如何面对天下臣民?“欲待其先起，然后以义讨之”，方可名正言顺，方能向父皇交待，故一再犹豫，就连800勇士入宫后仍心怀忐忑，举棋不定。六月高祖以“天象预言”示之，乃激变，世民乃先发。事变前夕世民令尉迟敬德持自己佩刀胁迫房玄龄、杜如晦入宫，推知亦因事情重大，关碍高祖，绝非仅为建成、元吉二人，定然还有比袭杀兄弟更棘手的问题需要两位高参密谋策划，那就是商议挟持高祖，逼其改立;若不就范，便做极端之举，以及事后掩饰真相、宣示天下之政治阴谋。否则，仅仅伏兵宫内之军事行动，尚在身边之侯君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足可为谋，世民本人亦有太原起事伏兵经验，无需房、杜冒险入宫。

以上分析说明，当日袭杀建成、元吉之前，世民已制伏高祖近卫，伏兵于临湖殿，等待兄弟自投罗网;杀死建成、元吉后，高祖弃舟登岸(敬德“直至上所”，高祖定已不在船上)，被困临湖殿，因为坚不就范，世民得不到手敕，尉迟敬德只好以建成、元吉首级示其部下退兵;迫不得已，世民乃作最后打算，派凶猛鲁莽、杀人不眨眼的尉迟敬德前往胁迫高祖，高祖见敬德来势凶猛，大惊失色，加之在场大臣畏死，力劝妥协，素所依赖之裴寂亦默然不语，高祖无奈，只好束手就范，用委以兵权、诸军皆听秦王号令的方式承认政变合法。世民得高祖手敕，避免了对高祖加以兵刃之最坏结局，大喜过望，乃投入高祖怀中吮乳恸哭。以上推测，又从当时预事人之碑志中可得证明。其一，《唐文续拾》卷二李俨撰《大唐故左戎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典戎卫率赠荆州都督上柱国怀宁县开国襄公杜公(君绰)碑》云：□剑而归□诚阝奥主。义宁之始，□□都投义，……摧宋金刚于夏县，……既竭忠勤，弥荷恩顾，寻奉(缺26字)交御辇，矢及宸闱。

碑文虽缺损严重，但主要事迹尚存，据唐人碑文用语，以上残碑可补如下：[仗]剑而归[，]输诚阝奥主。义宁之始，[赴][东]都投义，……摧宋金刚于夏县，……既竭忠勤，弥荷恩顾，寻奉……[兵]交御辇，矢及宸闱。杜君绰，两《唐书》无传，但在《长孙无忌传》中存名，知其为伏兵之人。从碑文看，墓主曾随世民击败宋金刚，因其“忠勤”，得世民赏识，后来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兵交御辇，矢及宸闱”二句至关重要，透露了当日在高祖身边发生激烈战斗的情形，可证兵加高祖近卫的推测是不错的，亦知《旧唐书?隐太子传》“矢及内殿”一语之不虚，以及此语之出处。证明之二，当日亦曾参与伏兵的郑仁泰之碑文亦云：储闱阶乱，礻商极戾园。季邸挺妖，蠹殷傲象。兵缠丹掖，殷珍紫宸。公奉睿略于小堂，肃严诛于大义。二凶式殄，谅有力焉。亦证明了当日高祖身边的武装冲突。此外，尚有旁证。武德九年十月，萧王禹与陈叔达“于上前忿争”，二人同时罢相。什么忿争，处罚竟至如此严厉?联系二人曾力劝高祖妥协事，不难推知，乃因二人争功，漏泄事变日高祖身边冲突之故。还有尉迟敬德。《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载，贞观八年，敬德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并拳殴劝解者任城王李道宗几至眇，事后太宗以诛功臣相威胁，敬德晚年乃闭门谢客，“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凡16年。难道仅仅是因为尉迟敬德脾气暴躁、恃功霸道之故?席间争执，一定漏泄了李世民最忌讳的事情，故太宗恼怒，而敬德晚年闭门谢客。

二、伏兵不止九人

(一)关于伏兵人数的诸种记载1.第一种，未明言人数。《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同谋害已，率兵诛之。”《新唐书?太宗本纪》和前引《资治通鉴》略同。2.第二种，只说九人，但未点名。《旧唐书?隐太子传》：“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新唐书?隐太子传》略同。3.第三种，说九人且点名。《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同。此种说法有一个漏洞，加上长孙无忌自己，实为十人。4.第四种，录功九人。《旧唐书?刘师立传》：“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同书《庞卿恽传》：“从太宗讨隐太子有功”。比之《长孙无忌传》，多出了庞卿恽。5.第五种，12人。《旧唐书?太宗本纪》：“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其中宇文士及当日在高祖身边，屈突通已奉命镇守洛阳。以上所列五种记载，总计共见20人名。诸种说法，互相抵牾，令人莫衷一是。但因史无对证，学人对此从未能提出异说，致使此一骗局延续千年，九人之说遂成定论。近年来虽有日本布目潮氵风先生提出20人说，但此数似亦仍未走出史臣所设置之迷宫，笔者亦曾耗费不少时间排比诸20人史料，考证究竟哪九人伏兵于宫而不得要领。但若换一角度，此伏兵九人之神话则不难拆穿。

(二)伏兵不止九人要知究竟伏兵几人，只需清理当日宫中到底有几处武装冲突，尤其是通过当日事态揭发也被史臣隐瞒的武装冲突，便可推知真实伏兵人数。1.当日宫内究竟有几处武装冲突。

①当日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发觉宫中已有变，据前所分析，是时宫内已发生过第一次交锋：伏兵袭击高祖卫士的战斗。高祖身边禁卫应有数百人，要制伏他们，即使是奇袭，亦非九人之所能为;世民追杀建成、元吉，随之而至者仅尉迟敬德所率即七十余骑，何况同时殿内还应有挟持高祖及其按问大臣等人之伏兵。

②当日建成、元吉从北门大路而来，建成是太子，太子出行，必有仪卫，身边随从绝不止九人，更兼元吉骁勇，世民要袭杀二人，即使不知二人同行都不敢只以九人“自卫”，况世民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怎敢只伏兵九人?如此草率大意，亦非“房谋杜断”之水平。追杀二人途中，世民马逸，几致失事。世民酷爱好马，人所共知，当日有备而去，意在拼死决战，绝不会骑坐未经战阵易于受惊之劣马。马逸定因建成、元吉随从拒敌，世民坐骑受伤之故，此证明建成、元吉确有随从并有激烈的反抗交锋。建成随从逃回报信，必遭伏兵追杀，“张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宫兵，公谨极可能就是追杀建成随从而至北门者，听宫兵二千余骑杀声动地而来，情急中乃闭关以拒敌。此一路追杀逃兵之伏兵人数虽不多，但亦是第二个需要分散兵力之处。

③从宫府兵联合攻打北门来看，当日齐府主要兵力已出太极宫城与东宫兵合势，但武德殿齐王府内侍卫亲兵不会全部出宫。世民、敬德一干人一路追杀元吉至武德殿附近，必然惊动附近诸门诸殿宿卫官兵和齐府亲兵，所以，杀死太子、齐王后，世民伏兵除了软禁高祖及按问大臣、追杀逃跑的建成随从外，同时还要对付诸门卫士和齐府亲兵。此为第三处武装冲突。世民得高祖手敕，时宫府兵已溃，宇文士及出东上阁门宣旨。《通鉴》注：“阁本《太极宫图》，太极殿有东上阁门、西上阁门。”据此，李树桐先生认为高祖当时已被挟持到太极殿，宇文士及出东上阁门宣敕而不至玄武门，建成“余党尚保宫城不解”，均因宫府兵已绕道攻入宫城之故。今考太极宫中不止一处东上阁门，太极门及朱明门均有，因两门均有廊。由太极门转东上阁门可至太极殿(唐初大朝会之所)，由朱明门转东上阁门即入两仪殿(常参之处)。以理推之，高祖弃舟上岸后应被就近挟持至伏兵之所临湖殿而不会经过重门诸殿长途押运至太极殿，且太极殿为大朝会之所，六月四日非朔非望，亦非大朝会。宇文士及出东上阁门宣旨，亦非宫府兵攻入宫城之故，因为：攻北门不下，宫兵扬言反攻太极宫外秦府(大安宫)都不说另走别路，可见当时东宫通内诸门必已不通(建成、元吉亦从北门而来)，即使诸门尚通，世民必已有防范;或者绕道东宫侧门，路窄门多必不容大队人马厮杀。所以，绕道攻入宫城之说似难成立。至于建成“余党尚保宫城欲与秦王决战”，“宫城”所指乃东宫而非太极宫。称东宫为宫城，乃唐人习惯，《大唐六典》卷第二十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云：“宫门郎掌内外宫门管钥之事……，其宫城门使宿卫人应入宫殿者，各于左右厢便门出入”便为一例。宇文士及宣旨后世民又派裴矩晓谕东宫，即因建成部属退保东宫坚不投降之故。宇文士及宣敕，乃因北门宫兵退后“宫府兵尚杂斗”，杂斗者除了东宫，或许还有齐府亲兵，所以从《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宫城图”看，宇文士及出东上阁门，或因得高祖手敕后由东上阁门先至齐府晓谕，再至北门和东宫宣示。

④如果世民仅以九人自卫和入宫伏兵，便不需常何“以总北门之寄”，所列伏兵人名，多为天策府属，为京职事官，有门籍可入，无需常何。“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人今已入宫，擐甲执兵”，证明世民当日所率绝非九人。要言之，六月四日宫内武装冲突计有：袭击高祖御前近卫及软禁高祖和按问大臣;追杀建成、元吉，对付附近诸门诸殿卫士及齐府亲兵;追杀逃归东宫报信之建成随从并控制北门。此三处皆几乎同时进行，皆需同时分散兵力。对付如此多人，岂是伏兵九人之所能为?如此混乱局面，岂是九人之所能控制?所以，可以推断，世民伏兵是一支人员多达数百人的队伍，极可能就是所谓的“八百勇士”。2.旧史记载伏兵人数矛盾之原因。通过以上分析，已不难解开旧史记载伏兵人数矛盾歧异之原因，主要是为了隐瞒逼父重大情节和当日宫中血腥屠杀之惨状及死难人数;其二，史臣数人分记，各据所见所闻和道德良心，太宗观看实录后在明显处做了改动，但难以处处周全，不能天衣无缝，故时时露出马脚，于是就有了录功九人、伏兵九人和预谋主将十二人诸不同记载，正因诸传人数人名歧异，也为揭开事变当日真相提供了线索。

三、为何史称“玄武门之变”“伏兵九人”

从上文已知，六月四日世民伏兵不在玄武门，伏兵亦不止九人。为何据太宗观览后的实录修成的《旧唐书》称“玄武门之变”“伏兵九人”呢?推想有以下目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隐瞒胁迫高祖重大情节。世民功大，以其敢作敢为、英果霸气的性格，并不十分顾忌史臣记载杀死兄弟之事(旧史中已得保留可以为证)，况此事也绝难隐瞒;所最顾忌者，唯有“孝行”，即挟持高祖一事。伏兵玄武门自卫与伏兵宫中危害君父，性质大有区别。因此太宗观看实录后，示意史臣将伏兵地点改在玄武门，从而得以隐瞒逼父情节和伏兵人数(发生过如此重大事件的临湖殿神秘失踪，恐亦应与此有关)。其次，隐瞒世民利用职权、破坏国法的行为，因伏兵计划得以实现，亦与世民职务有关。最后，制造神话，缩小不良影响。伏兵九人而袭杀太子、齐王，并未动用大量兵力过多杀戮而夺得嫡位，足证太宗皇帝英明神武。

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历史

公元626年七月二日清晨，在刚刚诞生九年的李唐王朝的皇宫的玄武门外，发生了一场兄弟相残的惨剧，整个事件所牵连的人命高达数百人，甚至动摇了唐朝在河北的统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由于这场政变中的胜利者唐太宗李世民对史书动了不少手脚，因此事件的真相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可以说，“一千个人心里就有一千个‘玄武门之变’”。某虽不才，闲时乱翻史书，渐渐的，心中便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玄武门之变”。

一、李建成其人

李建成如今一出现在影视作品里就是一酒色之徒，真是可怜!其实历史上的李世民比他可好色多了，而且还从不注意影响，于是“纳谏”之外留下“唐宗好色”的“美誉”。李建成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这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比不上李世民，我也这么认为，李渊他都比不上的。不过治国理政的才能倒很难说，因为贞观之治的制度基础就是武德年间打下的，只是当时李建成在老爹身边究竟做出了些什么贡献也不得而知。而在军事谋略和政治谋略上，李建成恐怕就远不如李世民了。这一来嘛，是因为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实在太强了，整个历史上都没几个能跟他比肩的，所以很难想象与之同时代的除了李靖竟还有一个李建成堪与其相比。二来李建成本身在军事上也没有多大建树，一方面是因为李世民每逢战事就主动请缨，李建成就懒得跟他争了;另一方面则他提出过一个馊主意：迁都避突厥。李渊当时头脑发热竟也一时同意了。要真这么做，关中不知道会有多少突厥兵来搜掠，幸亏李世民又积极劝谏了回去。而政治上的谋略不怎么样，则是因为李建成跟李世民斗，主意几乎都是李元吉出的。而且李世民去收买李建成的部下，都是那种官职较低却又掌握关键性权力的人，所以“一枪一个准”，比如在玄武门看门的常何;而李建成却去收买李世民的心腹爱将，结果当然一个没捞着——简直太小看他弟弟得人的才能了。

但是，李建成有一点很好，跟与他的出身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无赖皇帝刘邦有点像，就是“好谋能听”。有三件事可以证明，第一件事，是李渊在隋大业十三年起兵望关中进发的途中，遇上大雨，粮草难继，前方镇守霍邑的宋老生是一员猛将，后方又传来刘武周将要联合突厥袭占太原根据地的消息。这时李渊想要退兵回太原再作打算，很多将领都表示赞同，关键时刻，李世民挺身而出，慷慨陈辞，仍是说不动李渊，却把李建成说服了，表示赞同。只是接下来李建成的表现就远不如李世民，李世民性格主动积极，当晚便跑到李渊帐外去哭诉，终于使李渊回心转意。当然这件事有不少人认为李世民是吹牛的，不过我倒觉得，这件事也很符合李世民的性格，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就宁可相信了!

而第二件事，则是李渊初得关中，由于洛阳有内应，就派李建成和李世民去攻打洛阳，很快便陷入了僵局。李世民再次分析形势，认为“关中未定，虽得东都亦不能固守”，不如回去算了。当时的关中割据势力还有西秦霸王薛举父子，而洛阳的守将王世充又是群雄中军事能力最出色的，洛阳附近则还有李密的几十万瓦岗军在等着坐收渔利，所以这个建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李建成作为主帅，听了点点头，认为弟弟说得有道理，立马撤军了，路上又听李世民的设下埋伏，让前来追击的王世充偷鸡不成蚀把米。

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历史

李世民和李建成对皇帝争夺最高权益的事情是必然发作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供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历史上真实的李渊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心腹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威严。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因循传统习气，让李世民担负运营山东的重担，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几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 无法李世民的雄心决非杀个刘文静就能抑止，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悍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只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立。

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裴寂等心腹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致使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似乎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害之词的影响。

但是窜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认真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不时让建成、世民共同充任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上下优劣之分。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需十七岁，失败的义务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 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与指挥。

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收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掌管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最少在阅历上要比李世民丰厚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榨，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分离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阐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见地，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分明的(这也是政变胜利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缘由之一)。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能够估计的。

即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攫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几实力的空头皇子。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气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假如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杀，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

这种兵力的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窘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乎意料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杀。这当然没有非常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慌张，要占卜一下吉凶。

历史就是这样。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致对皇帝抢夺最高权利的事情是必然发作的，但终究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承认有很大的偶尔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