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与李鞠耦的爱情

导语：张佩纶与李鞠耦的爱情：张佩纶与李菊耦婚事，名噪一时，有才子佳人说，有政治联姻说。才子佳人说是以张佩纶的日记为依据，里面记录了大量夫唱妇随，谈诗论经的故事。因为出自张佩纶之手，只可证明佩纶对婚事的态度，却不可察菊耦内心。母亲不要为我担忧。张身怀才学，女儿亦爱之。赵夫人将菊耦拉入怀中，悠悠凄凄的说，儿啊，怨只怨儿生在侯门相府，命不由已啊……

张佩纶与李鞠耦的爱情

张家人性格冷硬，为人薄凉，没有朋友;张佩纶年过四十，克死二妻，犯官之身，世人躲之唯恐不及，这样的一个人，你却把女儿许配于他，是何原因?赵夫人哭啼埋怨，李鸿章说了句，你不懂，这事已定，不要再说了。言毕，李鸿章拂袖而去。李菊耦走到母亲面前，劝慰说，父亲朝堂声威正盛，树大难免招风，清流党人沽名钓誉，以弹劾高官为荣。张佩纶是清流党领袖，虽罢官，声名犹在，此时将他拉李门，正是时机。母亲不要为我担忧。张身怀才学，女儿亦爱之。赵夫人将菊耦拉入怀中，悠悠凄凄的说，儿啊，怨只怨儿生在侯门相府，命不由已啊……

张佩纶与李菊耦婚事，名噪一时，有才子佳人说，有政治联姻说。才子佳人说是以张佩纶的日记为依据，里面记录了大量夫唱妇随，谈诗论经的故事。因为出自张佩纶之手，只可证明佩纶对婚事的态度，却不可察菊耦内心。况，文人之笔向来不可信，名文人的笔下之言，更甚之。倒是民间有副对联，虽恶毒了些，倒有些意思，录之为君共尝：

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提到李菊耦，一般是这样介绍的：张爱玲的奶奶，李鸿章的女儿，张佩纶的夫人。这是照着中国人老例，中国人向来喜欢攀附权贵。亲戚、家族内如有显贵者，凡与外人言，必先把显贵者扯在前头，以增已荣。牛气哄哄如梁上好汉，也不能免俗。杨志开口必讲先祖令公的故事，关胜一定要着重强调自己是关公的嫡传N世孙。名牌在人们心中影响力向来很重要，关公品牌，到了宋朝还是那么深入人心，连后辈上山当强盗都能获得庇护。

李菊耦天生就拥有一个价值极高的品牌----相府千金，父亲李鸿章是这个品牌的背书。单就相府千金四个字，就足已为李菊耦的人生铺平一条幸福的坦途。但，这只是常人的美好的愿望，在政治家的心中，一切一切都只能为自己的政治意图让路。所以，就有了李菊耦嫁张佩纶的婚姻。一个二十多岁的相门千金，嫁给了一个年过四旬的犯官。这看上去看不般配的婚姻，却是李合肥的神机妙算。在朝堂这盘棋上，李是高手。

李鸿章的精于算计，善长权谋，攻于平衡，有着一套完善的战略。后世人皆佩服曾国藩的进退维谷。其实，李鸿章的官场之术，并不在曾之下。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为避清廷忌讳，上奏力主解散湘军，自己解甲归田。湘军解散，而湘鄂一带余匪未灭。这种自折羽翼的权谋，实为有损国利。倒是李鸿章看透时局，上书朝廷言名利害，保留了自己的捻军，在剿匪安境上，屡立奇功。在攻买人心之上，也有独到之处。他知道，像张佩纶这样的人，只有在最失意，最落魄的时候，才有可能将其收入羽下。

那么，张佩纶有什么资本让李鸿章拉拢呢?一，士大夫名望;二，清流党的身份。张佩纶是以文章上位的饱学之士，奉行儒家的忠信风气，一身傲骨，性格冷硬，以弹劾百官而闻名朝堂。其实，这是得罪人的苦活，是最高领袖驾驭群臣的一把小刀。最高领袖想修理那个大臣的时候，便会借着言官御史的奏折来做文章，或小惩，或警戒，或灭之，都掌握在领导那里。所谓诤臣不过是领导的工具和要留名青史的幌子而已。看透这层意思，诤臣在官场才有出路。然而，张佩纶是不精于此道的人。所以，在朝廷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把钢刀，当朝廷不需要时，他就被收入库府。这样角色，常常都是悲剧。官场不得意时，又使他们有时间攻于诗书，这倒又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之名。这真要感谢那个特殊的制度。以文取士，进可入朝堂为官，退可为文作诗，著书立作，留传千古。正是名士加诤臣的身份，让李鸿章决定将其收入阵营，完成拉拢瓦解清流党的意图。

关于男人的权谋，罄竹难书。对于这门婚事，张佩纶是十分满意的。李菊耦，当世才女。通读诗书史记，并著有《绿窗绣草》诗集，关键的关键，李菊耦还是一棵极嫩的嫩草。突然能有这样的佳人入怀，谁不喜之?

李菊耦因常侍于李鸿章左右，耳濡目染，对于政治，对于官场有着入耳三分的了解。她当然更知道，自己的婚姻不过是父亲朝堂政治延续。但是，她更知道，这种命运是她更改不了的，唯有接受，好好的接受，努力在命运中寻找突破。

婚初，张佩纶赋闲，李菊耦认真的同这个大自己二十多岁的丈夫演了一把才子佳人的故事。两个谈经论诗，品琴下棋。时不时在人前秀恩爱。给人一种美满的错觉。

张佩纶在自己公开日记中-----那时候名人的日记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微博与微信朋友圈------屡次写到李菊耦。让今天的我们还能感受张李二人浓厚的幸福秀。有人把张佩纶、李菊耦与赵明诚与李清照比拟，实为笑话。因为这种“恩爱”的日子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这种秀就结束了，一切复归为残酷的现实。而李菊耦此后的命运，持续的糟糕。应了其母赵夫人的担心。女人的眼睛最为毒辣，看事情往往最准，尤其是那些有见识的人女人，断事简直如神。

张佩纶晚年在官场失意者多，得意时少，脾气与日俱增，终日寄情于酒，抑郁成病，撒手人寰，终年五十五岁。李菊耦37岁守寡，带着七岁的儿子，两岁的女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张佩纶死后，李菊耦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张志沂身上。从此，开启一段育子成龙的艰辛之路。

张志沂小同学每天的功课都要做到深夜，完不成作业，李菊耦手拿着小竹鞭抽手打背，罚跪督促。然而，张志沂非是可教之才。这是李菊耦最不愿意相信的事实，然而，不相信又能如何?除了尽人事外，也只能听天命了。为了不让张志沂同纨绔子弟走到一起，李菊耦总是把张志沂打份的土里土气，使儿子羞于同富家子弟游戏。可惜，李菊耦死后，张志沂终于没逃出纨绔子弟的朋友圈，并成为纨绔子弟的标本，十足不争气。

在李菊耦的计划里，既然儿子不是光耀门楣之才，至少不能让他变成败家之子吧。有那么富家子弟将祖业败光的例子摆在李菊耦眼前，李菊耦想到此，便会心惊胆寒。深深的危机感盘旋在她心中。知子莫若母，李菊耦怕啥来啥，张志沂用一生来证明母亲的英明，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尽其一生只做一件事，败家!

李菊耦费尽心机的想维持住张家的门楣不倒，终不过是黄梁一梦，正如她的婚姻一样，这一切都是她左右不了东西。

实事求是的说，李鸿章在治家上面的功夫虽不及曾国藩，但却远胜于同僚。李家三子在清未民初的动荡时局中，都各有建树，门楣兴旺。长子李经方、李经述宦海得意，辛亥革命后，著书立作，成就斐然，三子李经迈经商置业，富可敌国。在这样家庭成长起来的李菊耦也深谙持家之道。可是，张家终不是李家，李家经营的是人情网，张家却是一把划破人情的刀。门风如此，改变谈何容易!

李菊耦盘算过，只要张志沂循规守矩的过生活，她的嫁妆，张家的祖业足以保证儿子一生富贵无余。不过，世事常有变数，有多少事情是可以预知的啊?

怀着对未来深深的危机感，李菊耦在生活中越来越精打细算。由相门千金的不问世事，到油盐酱醋茶，她事事关心，巨细体察。甚至为了节省几文钱草纸而与下人大动肝火，体面扫地。外人一定认为，李菊耦经济拮据了。其实不然，李菊耦的嫁妆非常丰厚，她的恐惧来自于对未来的恐慌。其实，这也是中国人的通命。缺少安全感空气中，必定弥漫着恐惧的气氛，这，没办法。

李菊耦为了延续张家的体面，呕心沥血，换来的却是一个黑色幽默。儿子张志沂一生抽鸦片、嫖妓女、娶姨太太，坐吃到山空，幸亏张老太太计算周到，张志沂一生并未缺钱。钱花完了，社会也变了，1949年一到，他竟然成了穷人。1953年，张志沂离世，在张家他是一个命好的的。一生没有委屈自己。全按着自己的想法而活。张志沂的命好，归功于有个好母亲。

没有李李菊耦晚年对经济抠门与算计，张家儿子的一生，恐怕又是另一种状态。不过，凡事有利有弊。李菊耦晚年越来越像张家人，脾气冷傲，与外界联系极少，被亲戚视为怪人。她的这种性格直接影响了女儿张茂渊。从张爱玲的文章中，我看到了的张茂渊是个冷默、无情、自私、世俗女人。

这一切回归到了张家的家风：冷硬、清高，与世无交。这冷硬、清高发展到最后即成了自私与无情。从张佩纶、到张志沂、到张爱玲，这种清高越来越脱离了世间人情。最后变成了与人隔绝的墙。这变化，李菊耦是有责任的。但，她也是受害者。时代变革，豪门沉浮，岂是一个女子所能左右。

我一直在想，李菊耦的早逝，与后来性情变动都是那场政治婚姻的悲剧延续。而李菊耦生活态度的冷默传递到后辈身上却成为性格缺陷。张志沂，为了省下钱来抽鸦片，竟然不肯为儿子张子静娶妻，自私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张爱玲虽在文学上斩获成功，但，却遗传了张家的冷，与世人格格不入。晚年客死美国，七日后方为人知，心理病态更甚于身体病变。而张茂渊，大半生独身而过，晚年才与初恋情人结婚，算是张家唯一稍圆满的人，然而，终也没有留下传人，过分的自爱终成为自私。

以世俗的眼光看，李菊耦所生一这脉，三世而绝。虽然张爱玲的才情为这一脉撑起一道华丽的光，终不能掩盖张家衰落的遗憾!

张佩纶与李鞠耦的爱情

人们耳熟能详的诸葛亮名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被时下的书法家们写成横卷，挂贴在各类办公室或厅堂，更有刻为闲章作装帧或座右。殊不知这句名言源出于《淮南子·主术训》，其原文是“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用这话来训诫儿辈，见其《诫子书》。这一脉传，我是从《涧于日记》中获知的，而关于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也正是从《涧于日记》里了解到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涧于日记》的撰者张佩纶即张爱玲的祖父，字幼樵，号绳庵，河北丰润人，清同治十年进士。至光绪初即以直言敢谏立朝，与陈宝琛(号弢庵)、宝廷(号竹坡)、邓承修(字铁香)号为“四谏”，遂成“清流党”之中坚，名满京师，见《清史稿》本传及《碑传集补》卷五。自张爱玲逝后，纪念文章及专书甚多，涉及身世多谈到其祖父，很少见语及其祖母，即有亦不详，往往一笔带过，仅提到其为清末名臣李鸿章之幼女云。这里，我先引一则《越缦堂日记》，这是未见他处用过的材料：

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张佩纶。张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诗，合肥爱之。张入合肥署用二品顶带，合肥行数万金请于奕 (xuān)，谋以道员简放。慈禧恶其闽江之败，未得行……

“戊子”指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闽江之败”指中法战争中福建闽江海战，满清海军败绩，张佩纶由此革职遭遣。而奕则指道光皇帝第七子而当朝光绪帝之生父，时封醇亲王，其为人谦谨，《清史稿》有传。李越缦之《记》虽嫌简略，但相比于《清稗类钞》一类野史来要实诚可靠，更不用说曾孟朴之《孽海花》小说，与历史相隔(“隔”字用王国维语)，几全如时下的“戏说”或新编旧题材的文艺影视作品一流，读者万不可上当受骗。这只需对勘一下《涧于日记》就会明白。

闽江之败，张佩纶被遣戍口外，释还后入李鸿章幕，在当时的天津府邸，时光绪十四年的年末。据他的《日记》，被遣戍口外的次年，即光绪十二年的三月初九，接到家书，他的妻子边氏夫人已于头一天病故，可谓屋漏偏遭连夜雨。他处境之恶、心境之痛是可以想见的;而李鸿章能在这样的关键处收留他，也是难以想象的。于张佩纶说，怎样感恩戴德都不为过。故他的《涧于日记》，凡提及李鸿章，均称“合肥师”，以地望而加之以“天地君亲师”的“师”，那是最崇仰的尊称了。与今日时下到处皆称某老师固非可同日语也。至于张佩纶是如何得到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芳心，并获李鸿章及夫人赵氏垂爱……《日记》中未见丝毫记载，而“菊耦”的名讳在《日记》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正月初五日。这天，恰是李鸿章66岁生日，为避客“效阮傅茶隐，与赵夫人及余、菊耦清谈”。容我借此插一句闲话，即旧时代，凡世家名人(暴发户贪官污吏除外)都不轻易赞扬生日寿诞，称之为“躲生”，可免去送礼宴请等俗套。以愚见，生日是“父忧母难日”(应是唐太宗说过，见《贞观政要》)，怎么能大吃大喝以示庆祝呢!起码在有唐一代是没人敢于大操大办生日寿宴之类的。最雅的生日纪念，莫过于以诗、以文、以书画，古代文籍中不乏例证。李鸿章的生日避客，只和夫人、女儿及张佩纶品茗清谈，何等闲雅高致而有逸趣……好了，再回到《涧于日记》。这之后的十二日略记有“与菊耦略话家事……”二十五日则“与菊耦作贺仪，师(指李鸿章)赏《紫缰诗》”。五月端午节那天记曰“自甲申后，余从未能从容过(端)午节也。午后与菊耦清谈良久……”概言之，几无日不记“菊耦”之名，不胜枚举矣。

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是分阶段而各有标名，如“葆石斋日记”“篑斋日记”“出塞日记”等，唯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1890年)以后则标之为“兰骈馆日记”，以后再未更改过。为什么要称名“兰骈馆日记”?

张佩纶旧藏有定武本《兰亭帖》，且有阮元手书于道光二十四年的题跋;李菊耦“酷嗜《兰亭》”而家藏神龙本《兰亭帖》乃乾隆三十四年进士王秋坪原藏，帖后有翁方纲手书于嘉庆辛酉长文《神龙兰亭考》，如今合二为一，可谓二美具，弥足珍贵。李鸿章特亲笔书“兰骈馆”三字横额“悬之闺中”，这应为张、李缔姻的明证，也是兹后署名“兰骈馆日记”的缘故。而且再提“菊耦”，往往时称“内人”“内子”，如光绪十八年壬辰四月初三日“晴，午后阴，夜听内人弹琴”;十二月十五日“晴，在兰骈馆半日，与内人茗谈遣闷而已”，不赘举。其夫妇闺房琴书之乐，与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相比较，亦不少让。前所举李越缦《日记》之云“戊子十一月七日”以及“张年四十”“幼女年二十”等或有误。但“敏而能诗”一句绝非虚语，从《兰骈馆日记》中不时记有夫妻间相互唱和“联诗”等即可以坐实。所憾恨者，《日记》中只记事而不具录其诗。晚清民初笔记，尝语及李鸿章幼女李菊耦有《绿窗绣草》，应该是她自录存的诗词原稿，惜未见刊刻传世。《孽海花》小说中借张荫桓之口绍介的《基隆》两首七律，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说这诗竟还是张、李联姻的媒介。愚以为，只能视作小说家言，实不足征信。自晚清迄于民初的闺秀诗人不在少，何独遗漏此一家?憾恨之余，只好从《涧于日记》拈出数事，以一窥这位大家闺秀才具背后的卓识之一隅。

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夫妻俩阅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而及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嫁娶说”，也即今天的所谓“婚姻观”吧。胡瑗的观点是“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菊耦大不以为然，批之曰：

此矫世之言也，非圣贤之言也。夫其所见似与世之求援系者稍异，然充类尽致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夫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骄而亡。其妇女平日若教以三从四德，何至入门而骄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于姻戚之家斤斤计较其贫富贵贱，所以似高而实陋耳。

这段话中，只将“三从四德”改为“读书明理”，那么即便放之四海亦称实用。最后，她归总一下，说：“胜之一字，包孕无穷，或其德胜，或其才胜，均可。而娶妇以承宗祧，正宜讲求门第族望，讵可草草!今安定专就势分论之，殆非古人婚嫁之法耳。”

按，胡瑗，字翼之。以世居安定(今甘肃宁夏一带)，随父任官而生于江苏泰州。他以教书为业，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代理学先声。范仲淹曾力荐，故景佑初，宋仁宗接见于崇政殿。也即是说，他既无官阶级别并亦无职称，乃“白衣对崇政殿”。北宋庆历中振兴太学，朝廷明令以他的教授法为“太学法”。著名的“程朱学派”的程颐对胡瑗礼敬崇仰备至，虽然曾从学于周敦颐，往往称字曰“茂叔”(周字茂叔，号濂溪)，而于胡瑗则非“安定先生”不称也。这即菊耦所说“安定专就势分论”，也仍含敬义。胡瑗逝后，宋神宗尝问“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回答道(全文较长，仅录末段)：

……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指胡瑗)当宝元、明道间(均为宋仁宗时年号)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圣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可比也。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王安石行“熙宁新政”之际，廷对者不知何人，应为胡瑗弟子无疑。即说明胡瑗逝后，其学术地位无可动摇。唯有这“嫁娶说”遭人诟病，《清波杂志》的著者就在这则笔记的末尾以小字注曰：“ 见老先生言，安定为此说必有谓，岂其男女婚嫁用此说皆得所归而然欤?”表示了怀疑。清代冯班对此说不以为然，见《钝吟杂录》卷一，不具录。似都没能如菊耦之说取道以正，能尽事理，对于今天时俗的婚姻观念也不能不说是很好的参照。

据《涧于日记》，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九日，全家促膝品茗闲话，偶及明代永乐朝的旧案。李鸿章认为明成祖朱棣是高丽石贡妃所生，而菊耦断然判为“高皇后所生”。这颇让张佩纶为难，一边是恩师加岳丈，一边是爱妻。不过他的表态也颇有意思：“余曰：皆有据。”

修于明代天启三年的《南京太常寺志》，有清初朱彝尊的长篇跋文，其中引了明末谈迁的《国榷》及《枣林杂俎》，云孝慈高皇后无子。按《枣林杂俎》义集“彤管”第一则的标目即“孝慈高皇后无子”，文中又明言“石贡妃生成祖文皇帝”云。这应是李鸿章的主要根据。不过，据《太常寺志》，殿中设高皇朱元璋和高皇后的正位，其左边为生子之五妃，右边则仅高丽石贡妃一人。在京郊明十三陵的“长陵”，也即明成祖朱棣的陵墓的陵阙上大书“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明史·成祖纪一》开篇即曰：“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云云。张佩纶的“皆有据”诚所谓持两端，而菊耦之论，借用近十数年一句时髦话，以正式文件为准，大约不差吧。修《明史》的总裁张廷玉，是清代前期重臣，比朱彝尊年岁要晚三十四年，上面提及的资料文献他不可能没有过目。诚若《涧于日记》所说，“史局初竣，尝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依实录之旧”。像这类问题，史家似没有必要避什么讳的。

同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天朗气清，李鸿章对女儿女婿又有赐赠，是明末渐江和尚的画册，有张芑堂的手书题跋。“午后，与菊耦展旧藏画卷观之。菊耦以法黄石所画《海市图》及诗雄阔可爱。余则以《桃源》一幅为佳，笑曰：吾实畸人，卿其虎女也。”从鉴赏的视点看，虽然是各有偏好，但我们万勿遗忘“细节”的重要，张佩纶以“虎女”界定之，更显其超卓不凡。就在这天的日记中，记载了夫妻俩谈及宋代“烛影斧声”的千古悬案，即宋太祖赵匡胤死后，由其弟赵光义继位，史称宋太宗。是手足情深还是弑兄篡位?要想从传世文献或史籍中找到明确答案实为徒劳，正史之外可资参考的笔记、考证也不在少数，但都无确证。可李菊耦却断言：“太宗直弑耳!”且看她的剖析：

以《春秋》之法，必书“弑君”明甚。何以言之?《通鉴长编》宋皇后夜召德芳(按，赵德芳为皇子，宋皇后所生)，继恩(宫内大太监)以太祖传位晋王(即赵光义)之意素定，乃径趋开封召晋王。王犹豫不行，继恩促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官家”(按，古称皇帝，如《水浒传》就有称“赵官家”的)。据此即见瑕隙。夫太祖果欲立弟，何当时寂无一言?然则帝自遗命立子，而晋王阴结宦官直入，突然夺之孤寡，其后乃以“金匮”之说愚天下耳。宋后之丧不成，德芳、德昭之死，其无兄之迹已不待书而自显，初何烦考《湘山野录》哉!且以湘山之说证之，则是夜帝本无疾，忽焉而崩，尤可疑怪。《谷梁》谓郑伯克段，处心积虑成于杀。太宗本建陈桥之策(按，指公元960年陈桥驿兵变，赵匡胤被拥戴为皇帝建立宋朝)，导兄以不臣，旋即报兄以不弟。盖代周之日，兄已显而己尚微故，如商人之让于惠公。及海内小康，威名已立，则弑其兄杀其子而代之，视齐之武成等耳，亦处心积虑而成乎杀者也。宋臣文字缘饰弥缝，使弑兄之罪不彰，均不足据耳。

有关这一历史积案，自北宋以后就有不少记载和议论。如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第39则，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第10则，释文莹《湘山野录·续录》第15则，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开宝九年》，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十“金匮之盟”，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不胜举，故亦不具录，因为总觉诸家笔下把捉不定，难于定谳。再细读李菊耦的这一番话，有若庖丁之解牛，令人豁然而通，恍然而悟，遂使千古之迷障豁然开朗，称其卓识，当不为过誉。张佩纶心悦诚服地称许说：“卿竟如老吏断狱，识力甚辣……”要知道，她当年不过23岁的青春女性。

《涧于日记》最末的《兰骈馆日记》截止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即公元1895年。因有人在京弹劾李鸿章“容留罪臣”之类，李菊耦随夫迁出天津府邸往南京安家，此是后话。她的手稿如《绿窗绣草》，在从南京往上海的旅途中置于随身小箱笼内遭窃，是偷儿误以为有金饰珍宝，时在辛亥那年。这一情节大约是从郑逸梅老先生的笔记中读到过，无从查对，聊备一说而已。李菊耦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名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一女即张爱玲笔下文字中常提到的“姑姑”。

张佩纶与李鞠耦的爱情

张家的祖籍，是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祖上是燕赵之士，想必是有一些豪迈气。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字雨樵，于同治年间曾任安徽按察使。这按察使，是在总督、巡抚之下的省一级官员，专掌司法、监察与邮驿，相当于今天的省高级法院院长。虽是地方官，但官阶为正三品，称其为显赫，也无不可。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这位张印塘大人与李鸿章的结交。

我们知道，所谓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李鸿章的发迹，是从他受曾国藩之命、回安徽组建淮军开始的。在此期间，张印塘恰好与李鸿章一起操办军务，两人意气相投，遂结为至交。

这一时期，正是太平天国闹得轰轰烈烈之时。起义军刚刚定都天京，气势正盛，又将曾国藩的湘军打得一败涂地。可以想象，起义所波及的地区，清朝的地方官恐怕都不轻松。

张印塘五十六岁那年，正做着安徽按察使，奉命驻守安庆。天王洪秀全派了他的妻弟赖汉英与石达开堂兄石凤魁率军西征，打到安庆。张印塘守不住，弃城而逃，被咸丰帝革职，留营戴罪效劳。但他时运不济，又一败再败，于次年(1854年)病死了。

那时候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年方七岁，是个刚够学龄的小孩子，此后十余年间竟辗转于兵火，不得安生。不过，史书上说他“操行坚卓”，在困苦中仍发奋读书，有经世治国的大抱负，这也真够难为他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到二十三岁这一年，张佩纶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做了国史馆的协修官。五年后升任侍讲，负责给皇帝讲课和编写皇帝起居注。

这期间，他敢于直谏，名声大起，后来又担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虽只是个正四品的官，但权位极重。

这时候，清政府顺应潮流，成立了“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佩纶就被派在这里办公，监督外交官们是否奉公守法。

青年时代的张佩纶，是个旧时官场上典型的“清流”人物，耿直自负，洁身自好。由于太清廉，家无余粮，竟然闹到要食粥度日的地步。

假如他早生几十年，这样的官，几乎可作为“海瑞第二”而垂名后世。可惜在他那个时代，晚清病入膏肓，被列强环伺，摇摇欲坠。张佩纶这个私德无可挑剔的“清流”，同样也跟不上世界潮流，最终成了个笑柄人物。

史书上说，那时候张佩纶“忧天下之危”，经常上书言国事，指斥弊端。每有奏疏一上，朝野必然耸动。他与志同道合的一批人，如张之洞、陈宝琛、吴大徵、宝廷、潘祖荫等哥儿几个，都极崇拜明末东林党人，自号“清流”，放言议政，对同治、光绪两朝的政局大有影响。

由是之故，张佩纶深得当朝大佬恭亲王和李鸿藻的赏识，仕途青云直上，名满天下。

有一则趣闻说，因他平日里喜好穿竹布衫，士大夫竟然争相效仿之，可见已成了偶像级的人物。

他是个相当称职的监察官员，参倒了户部尚书王文韶等几个贪官庸吏，举国震动。他所上的奏折谈及海防与外交，一概主张对列强以牙还牙，也博得一片喝彩。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讲:“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习气者惟佩纶一人。”可见其官声之好。

但是，在一个陈腐的官场里，像李逵似地抡板斧，痛快则痛快矣，却不免得罪人太多，这也就埋下了日后遭人猛踩的伏线。

这张佩纶不仅正史上有名，而且还被写进了通俗小说，成为文学人物。不过，在小说中基本是个可笑的丑角儿。

清末有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专写官场黑幕，其中之一的《孽海花》就绘声绘色写了他的“事迹”。书中有个人物叫“庄仑樵”，而张佩纶的字，就叫幼樵，这明摆着是在影射这位夫子。

《孽海花》作者曾朴笔下的这个庄仑樵，活活就是张佩纶的翻版:才高气傲，在殿试中一挥而就，头一个交卷，中了进士第一，授了侍讲学士。可惜做这个京官没多少油水，自己又不善理财，只能一日三餐吃白粥，米店还常来逼债。

这庄学士为此受的刺激不小，心想:京中的尚书侍郎(正、副部级)，外省的总督巡抚，有多大能耐?“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

于是他一股恶气上来，趁着现在的官职可以上折子，决心着实参这些贪官一本，显一显不畏强权的胆力。就算因此丢了官，换来个直声满天下，也就不怕没人送饭吃了，总强于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

饥饿逼出了一个官场的李逵，他抡起舆论监督的板斧，排头砍下去，参了督抚参藩臬，劾了六部劾九卿。“半年间那一个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所到之处谁屁也不敢放一个……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孽海花》)

这当然是文学手法上的妖魔化，张佩纶不可能是这种人。可是有人要问了，曾朴老先生为什么要如此糟蹋他呢?

这跟张佩纶后来栽的大跟斗有关。

他栽的这个跟斗，是不折不扣的“清谈误国”。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畏首畏尾，想以谈判解决问题，但交涉失败，法国不但侵占了越南、窥伺我台湾，还把军舰开到福建马尾口之外，以示威胁。

国家有难，张佩纶心直口快，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对洋鬼子不打哪成!

这时，恰逢慈禧太后因战事不利，免了军机首辅恭亲王的职，让自己的妹夫醇亲王来主政。新上台的当朝大佬嫌“清流党”噪聒，就把几位喜欢冒尖儿的主儿，都外派到沿海地区去主持军务。其中张佩纶以三品钦差大臣名义会办海疆事宜，被派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

这一批热血“清流党”，本是文学侍从之臣，并无军事韬略。外战当前，朝廷做这样的安排，显见得是个昏招;但是在内斗方面，这又是个绝招。——让你们这些书生去冒险犯难，做不好，就要你们好看!

此事也另有一说，是说李鸿章有意提携故旧之子，要让张佩纶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将来好作为北洋大臣的候补人。我以为，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荒唐事。

张佩纶时年三十七岁，忽以词臣身份参与军机，大概以为重演周瑜、陆逊故事就在眼前了，当下不知深浅，很想一战成名。出京前，他曾去向慈禧太后叩别，又蒙老太后好一番温言勉励。

这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史书上说，在赴任途中他“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风采”，这简直是明星出场了!

可是打仗不比写诗做文章，调遣千军万马的事，哪里是文学侍臣做得来的?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倚仗有太后圣训和李鸿章的支持，不免趾高气扬，到前线后，把当地军政长官的合理建议弃置不用，只把京城来的“上谕”和李鸿章的电报，作为进退行止的依据。此外，与福建水师闽籍将领的关系，实际上也无力协调好，每日只是置酒高会，狂饮不止。

张佩纶当然不至于如此不堪。关于他临战的表现，和在此战中应负的责任，至今史学界还有争议。

在抵达福建后，他立即查勘了在马尾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及闽江沿岸各要塞形势，主张沉船堵塞闽江口，使法舰不得入内。这个建议，还是很有眼光的。

7月中旬，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九艘，侵入马尾港，伺机挑衅。此时，清廷仍幻想议和，严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

8月5日，张佩纶与时任船政大臣的何如璋发电报请示朝廷:“法船再入数艘，我即塞河先发(先行攻击)”。8月8日，张佩纶再电催促军机处批准，但清廷主张仍是和战不定，终致贻误战机

8月23日，法军趁着风雨大作，向福建水师发起猛攻。

张佩纶哪见过这种阵势，往日的报国高调顿时忘得一干二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一道，率先遁逃。

可怜福建水师各舰仓促应战，又没有统一指挥，数量虽然几倍于法舰，也无济于事。官兵们倒还打得英勇，但最终全军覆没，战死近八百人，战舰或沉或毁，全部报销。晚清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被法舰炮火轰平了。

当时观战的洋人赫德(英国人，时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目睹此景，也深感震撼，曾做过这样的描述:“真正的荣誉应当属于战败的人们，他们奋战到底，并且和焚烧着的、满被枪弹洞穿的船舰一齐沉没。”其战况惨烈，可见一斑!

而法军方面，仅死六人、伤二十七人。

——太不成比例了!

好在，清军方面奇迹般地扳回了一局。金牌山炮台守将杨金宝在激战中，自行下令，以一尊残损的克虏伯大炮猛轰法军旗舰，致使法军统帅孤拔受重创而死。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堪称最大国耻之一的“马江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