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评价郭松龄

张学良晚年评价郭松龄

导语：少年张学良和郭松龄可谓是亦师亦友!张对郭的信任不言而喻，郭松龄反张时手握几乎全部精锐!张学良晚年评价郭松龄：帅张学良回忆往事时，曾经对历史做了一个惊人的假设，他说，如果当时有一位将领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口 中的这个人，就是郭松龄。张氏父子是顶天立地的风云人物，郭松龄是一个治军严谨、能征惯战的帅才。郭松龄和张学良之间本可以造就历史上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人生传奇。

张学良晚年评价郭松龄

晚年张学良回忆称有个人不死日本就不敢发动918！这个人就是郭松龄！

张学良(资料图)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事变直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惨遭日寇铁蹄践踏。1981年，在“九一 八”50周年之际，当初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回忆往事时，曾经对历史做了一个惊人的假设，他说，如果当时有一位将领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口 中的这个人，就是郭松龄。

郭松龄，1883年出生，1905年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 战术教官，张学良则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两人自此相识，发展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奉军后来被张作霖扩编，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 则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两个旅合署办公，于是两人不仅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还把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的大权都交给了郭松龄。张学良常 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是郭松龄的字)，茂宸就是我。”

当时一般人甚至认为，“郭是张的灵魂”。

张学良干嘛这么器重郭松龄?当然还是因为郭松龄确实能力出众，据史料记载，郭松龄掌管了三八两旅的军务后，“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 弱、勤坐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也就是说，郭松龄一手把这支部队调教成了精兵强将。

不光如此，郭松龄在军事指挥上也是才华出众的，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就击溃了 皖军的两个旅。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而奉军三、八旅在郭松龄的指挥下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 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率领的部队依旧所向披靡，据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 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 他”。

郭松龄虽说是奉系军阀的悍将，但他本人是深具革命精神与民主思想的，他对张作霖热衷于军阀争霸的那一套很看不惯。他曾说：“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可见他的雄心壮志。

他心中打算如何改造东北呢?那就是“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

然而，他的这一抱负，在奉系内部遭遇到了重重阻力。以杨宇霆为首的一班奉系重臣，主张军阀争斗，对郭松龄百般倾轧排挤。再加上郭松龄发现张作霖为了称霸，不惜以卖国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渐渐地萌生了反心。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得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他愤怒地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 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1925年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对于郭松龄的行为，与郭松龄私交非常好的张学良陷入两难，非常痛苦，去信苦劝，没有效果，只得与郭分道扬镳。

由于日军的干涉，以及盟友冯玉祥的背叛，郭松龄的起兵反奉持续了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他本人被张作霖俘虏，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郭松龄夫妇被执行枪决。

郭松龄的被杀，可以说是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 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

可见郭松龄的被杀对张学良的打击有多大。直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而在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山中说史 )

张学良晚年评价郭松龄

资料图：张学良晚年照片

郭松龄，比张学良长8岁。22岁考入奉天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被派到奉天中路巡防营朱庆澜部任哨长，次年随朱入蜀。在川期间，曾入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1911年升任管带，旋即加入同盟会。同年回奉天。民国初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时，朱庆澜由黑龙江调任广东省长，郭应邀赴广州，被任为驻粤滇军讲武堂教官。曾面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 (注：郭松龄简历见任松、武育文：《郭松龄》。)1918年，郭松龄返奉，先任督军署参谋，东北讲武堂重开，被聘为战术教官。郭松龄是个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军人，对张作霖不断对关内用兵，不以为然。郭松龄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 (注：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4—5页。)

在讲武堂，郭松龄见张学良聪明进取，是棵好苗子，遂常向他宣传“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思想，并传授数学、物理等炮兵所需要的知识。郭性格沉稳寡言，不事应酬，待人谦和，谙于军事，常着士兵服装在练兵场上身先士卒，深受张学良称许。张学良虽然年轻，却知人善任，视郭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两人迅速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

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后，为征蒙所需，奉军扩编为十个旅，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因吉林剿匪有功，被提升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三、八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署办公。此后，两人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放手让郭松龄整训部队，凡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都由郭松龄负责。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他自己只是注意调整郭与张作霖之间关系。共同指挥，共同作战，直到郭松龄反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与段祺瑞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这时的张作霖，除占有东三省、热河、绥远、察哈尔外，又控制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直至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军阀。张作霖为进一步武力统一中国，准备“大封诸侯”。张学良建议任郭为安徽督办，张作霖已同意，郭得知后，提出要求说：“南方人心怀叵测，必须带二师重兵，方可足资震慑!”杨宇霆反对说：“如果我去，则不带一兵一卒，只凭政治手腕，不但苏皖二省可保无虞，并在半年之内，可使长江中下游各省来服我东北。”张作霖担心督办带重兵上任，必引起南方怀疑，恐激成速变，旋以段祺瑞政府名义任命杨宇霆、李景林、张宗昌和姜登选为江苏、直隶、山东和安徽督办。

1925年秋，受张作霖排挤的冯玉祥与孙传芳联合反奉。张作霖准备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因受杨宇霆排挤而失去安徽督办一职，心怀不满，不愿去打冯玉祥。10月，郭去日本观秋操，正赶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也在日本观操，郭向韩表示，张作霖“若是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在奉系集团中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他一方面反对军阀内战，主张改革政治，“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多次向张学良表示，不能再为少数人的利益，打仗争地盘，这一主张深得张学良赞许。另一方面，郭松龄第二次返奉后，就有夺取奉军、改造东北的雄心。他曾向刘鸣九表示要弃军从政，竞选参议员，然后竞选总统，期望做一个善于治国的领袖，名垂千古。(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五卅”惨案后，李大钊曾派人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注：刘鸣九：《张学良和他的副手郭松龄》。)。郭松龄回国后，即与冯玉祥、李景林联络，结成反奉联盟。郭、冯还正式签订了密约。(注：据高兴亚所著《国民革命史稿》所载，密约写明：“甲(冯玉祥)乙(郭松龄)系同志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与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冯玉祥签字日期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郭松龄签字时间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见沈述：《郭松龄反奉始末》。)密约中议定冯玉祥据西北，直隶(今河北)归李景林，郭松龄管东三省及内蒙古，冯、李共同支持郭反奉。

当张学良携张作霖的命令和郭商议进攻国民军计划时，郭松龄愤然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宇霆)这帮人搞坏了。安徽、江苏的失败，断送了奉军三个师的兵力，现在又要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并提出“父让子继”，改革三省的主张。郭松龄反对军阀混战和主张革新东北，张学良是赞成的。但郭要“革”张作霖的“命”，张学良自然不能同意，劝郭回心转意，无功而去。

郭在滦州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同时表明“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 (注：《郭松龄在滦州致张学良信》，《晨报》1925年11月28日。)郭松龄到昌黎又写一封长信给张学良：“公(张学良)应对上将军张作霖尽忠尽孝，但是，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至危，实非圣人无违之义。”“至忠之界说，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一人。”最后还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 (注：《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信》，《京报》1925年11月30日。另见《郭松龄反奉》，《辽宁文史资料》1986年第16辑。)

郭松龄反奉和因反奉被杀，对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给饶汉祥的书信中，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迭次致书茂宸，均为先生所亲见，并无一语怨及茂宸。(注：《复饶汉祥函》，《满洲报》1926年6月1日。饶汉祥(1883—1927)，湖北省广济县人。清末举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曾任黎元洪总统府副秘书长。民国时期“广济五杰”之一，其余四人为居正、郭泰祺、刘文岛、张导民。郭松龄反奉时，饶为秘书处处长，以郭名义发表的反奉电文和致张学良函多由饶亲自起草。郭兵败后，饶寓居天津。1926年春，奉军攻占京津地区，饶怕遭奉军报复，所以致函张学良解释。饶擅长文学，其骈体电文，在民初公牍中风行一时。著有《珀玕文集》8卷、《珀玕诗集》16卷、《珀玕词集》1卷，另《黄陂文存》8卷，即其代黎元洪所拟文稿。)

对郭松龄反奉，张学良感到痛心，但认为郭松龄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和进步思想。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人格赞美和思想认同，形成了他与军阀抗争的批判精神。据何柱国等人的回忆，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时，张学良曾产生了欲将张作霖创立的奉军改为“北方革命军”，与北伐军合流的想法。尽管此事的真实度有待考证，不过，张学良的头脑中确实接受了诸多来自于郭松龄的新思想。他曾说：“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直到西安事变时，张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病中的齐士英，二人回忆起郭松龄，两人都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注：金亚东：《郭松龄与东北军官教育班》，辽宁省参事室、文史馆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76页。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载：“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意大利诗人阿利盖利·但丁把人生分为四个时期(青春、成年、老年和衰老)，第一个时期也叫生命的增长期。“对第一个时期没有人会有疑问，每个聪明人都同意，它持续到25岁;因为直到这时，我们的灵魂主要是给肉体以成长和美，这时人身上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而理性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分离;理性虽然正在建立，但在这个时期之前有某些东西如果没有成年人的指导是不能做的。”

诗人但丁的分法显然说的是思想人生，这完全适用于对张学良思想人生的阶段划分。

25岁之前，张学良的思想奠基完成。这25年，在他思想人生的长剧中算作序幕。序幕里，真正作为人生主人的张学良还没有出现，虽然在舞台之上，不断地看到他穿梭的身影，但主角不是他，只有为他而来的人才会发现他，找到他。

人们注意的是他人生序幕的宏大背景：帝国主义时代被蹂躏下的中国。在这一宏大背景中最显眼的部分，也是奠定了张学良思想人生根基的部分，是欧风美雨袭来时中华古老的文化气流与之对抗、搏击、厮打、交集时产生的火光和团团浓雾。在这期间，不知所措的张学良一直躲在父亲张作霖的背后，看他如何迎着火光在浓雾中穿行。序幕即将落幕时，郭松龄出场了，此时他已经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些本领，他感兴趣的只是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那部分。当然，序幕中还有一些关键的人物，如他的母亲和私塾老师，但最为关键的还是他父亲和郭松龄。

任何人的人生都无法摆脱他所生活的时代，张学良更是如此，因为他一直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心，他人生的底色就是此时染就的。

人的理性的建立都无法摆脱他所崇拜人物的影响，张学良更是如此，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他父亲给的，他在人生奋斗的途中一直模仿着、崇拜着他的父亲，直到晚年，在他口中也没有说出比他父亲更了不起的人物。

序幕不是正剧，奠基不是完成，但没有序幕，正剧无法开始，没有思想的奠基，人生之路就找不到起点。

张学良晚年评价郭松龄

张氏父子直到此时仍没有洞察郭松龄起兵的真正用心。

其实，郭松龄的反意蓄谋已久。郭松龄属于志大谋深、不甘居于人下之人。虽然张学良给了他充分的信任和充分的权利，他从心底感谢张学良，但对张学良仅凭父荫、小小年纪就当上统兵主帅是很不服气的，尤其是对张学良了解越多，这种不屑也就越深。1925年11月30日，也就是反奉的第九天，郭松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将多年来对张学良的不满和怒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

“我公(张学良)为人多疑好杀……公明知龄(指郭)与韩(韩麟春)不能相容，而此次出兵，又复使伊(指韩)与龄并列，更委于珍为副军团长，使龄受其节制。公(张学良)乃诿为主帅(指张作霖)意旨，事前不知，此语谁相信耶?……而龄所保荐部下之不信任，龄所陈述政见之不采纳，犹其余事耳，此应请公反省者一也……嗣与李景林榆关血战，我公父子始得保持地位，至于今日。我公父子对李景林及松龄之信用，果何如耶?此应请公反省者二也。……去年榆关战役子弹缺乏时，我公复欲支身后去，经婉劝始止。公乃自云”不忍舍弃将士“，证以前事，龄实未敢深信。此愿我公反省者三也。”

至于张作霖，郭松龄更是早有不满。他看不上张作霖的治军手段，看不上张作霖身边的人。不满于张作霖穷兵黩武，为自己的欲望用兵关内，而不管百姓死活。更不满于张作霖与日本人的狗扯羊皮。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率奉军的主力浴血奋战，居功至伟。但在战后论功行赏时，张作霖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郭松龄却没得到什么实惠。此事引起郭松龄的极大不满，多年的积怨都涌上心头，开始瞒着张学良秘密筹划起兵反奉。

郭松龄起兵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真的像他自己所强调的那样是“伐不义”，或者是推举张学良主政吗?他个人就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是野心吗?

日本医生守田带着张学良的信来见郭松龄，郭向守田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再不能中止。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张作霖)痛改前非而下台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此，可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等做保人。”由此可见，郭是急于实现自己的抱负而采取的行动，目的是推翻张作霖的统治，自己掌权。至于三四年后“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的许诺，恐怕也只有小孩子能相信了。

张作霖为什么剁了郭松龄双脚

多年来，郭松龄一直掌握着奉军的精锐部队。起兵前，郭松龄手中更是握有奉军中的绝对主力。所以，郭松龄一反，张作霖犹闻晴天霹雳，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果不是后来得到日本人的支持，逆转了形势，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郭松龄反奉，对张作霖和奉系集团是个沉重的打击，在张作霖的个人生涯中也是一次巨大的挫败。在奉系集团内部，虽然有过像汤玉麟、张景惠、杨宇霆那样身居要职的人反对过他，但最后都有惊无险，平安地渡过危机，反而被他利用，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使奉系内部更多的人死心塌地地跟从他打天下。但郭松龄的反叛，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在奉系所有人的眼中，郭松龄就等同于张学良，谁都知道张作霖对郭松龄恩重如山，郭松龄唯老张家是从。现在最恩宠、最信任的人反了，等于在张作霖心中剜了狠狠的一刀，让他在所在人面前都觉得抬不起头。

在处理郭松龄反奉兵败的善后会议上，张作霖仍恨恨不休地大骂张学良和郭松龄：“我姓张的用人，向来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张学良)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我姓张的向来一秉大公，李景林、张效坤(张宗昌)、许兰洲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还有于孝侯(于学忠)是吴子玉(吴佩孚)的外甥，谁不知道我和曹吴对头多年，可是我对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打个行李卷，只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个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的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李世民……”张作霖一生崇信关羽，讲究忠义，对所谓的离经叛道、忘恩负义深恶痛绝。所以，事后不但将郭松龄处决，还把他剁去双脚，在小河沿曝尸三日，并将其惨象拍成照片分发东三省全境。

张氏父子是顶天立地的风云人物，郭松龄是一个治军严谨、能征惯战的帅才。郭松龄和张学良之间本可以造就历史上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人生传奇，张作霖与郭松龄也同样可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伯乐和千里马。可是这一切都因为郭松龄的武装反奉，变成了不可能，历史到此也只能画上一个模糊的删节号，留待人们去回味，去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