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听闻于凤至逝世

张学良听闻于凤至逝世

导语：一句“我的心永远属于汉卿”道出于凤至的心声!张学良听闻于凤至逝世：于凤至晚年谈到张学良时，不止一次说过：“我生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婚姻虽然解除了，可是我的心始终属于张汉卿。”于凤至去世后，安葬在洛杉矶玫瑰园公墓，墓碑上用英文写着：FENG TZE CHANG。CHANG翻译成中文即“张”。按照于凤至的遗嘱，她的墓旁留下一个空穴，等待着她永远的丈夫张学良。

张学良听闻于凤至逝世

“我的心永远属于汉卿”

于凤至与张学良的婚姻属于父母包办，于凤至比张学良年长，二人始终相敬如宾。婚后于凤至既是贤妻慈母，又是孝顺儿媳。张作霖对她十分满意，曾主张她去东北大学文法科进修。

张学良南征北战，于凤至留守帅府处理家政事务，博得上下一致好评。张学良主政后，每遇到重大事项时都与自己这位最信赖的大姐商量。在东北易帜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于凤至赞同统一、反对分裂，在协助张学良处理杨常事件中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说，于凤至对我很好，她是贤妻良母。她在生第四个孩子时，得了重病。于凤至的母亲和卢夫人一边准备后事一边商量把于凤至的侄女娶过来，以便照顾于凤至的四个孩子。我得知此事，坚决反对，对她们说，于凤至现在病得这样厉害，真的娶了她的侄女，等于是在催她死。但两位老人坚持这样做，无奈之下，我答应他们，假如于凤至去世就娶她的侄女为妻，但现在不行。

也许是张学良对于凤至的爱感动了上苍，于凤至竟然躲过鬼门关。于凤至晚年谈到张学良时，不止一次说过：“我生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婚姻虽然解除了，可是我的心始终属于张汉卿。”

于凤至去世后，安葬在洛杉矶玫瑰园公墓，墓碑上用英文写着：FENG TZE CHANG。CHANG翻译成中文即“张”。按照于凤至的遗嘱，她的墓旁留下一个空穴，等待着她永远的丈夫张学良。

张学良听闻于凤至逝世

生离死别，我们相约相许

关于西安事变，关于张学良，相关的回忆录、口述史料可谓不少，但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却一直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实，早在1989年，于凤至临终前的一年就留下了一份口述回忆录，并交代在她与张学良等人百年之后公诸于世。这是一份向历史负责的证言，首次披露了与少帅结合和“离婚”等家族及政坛的内幕秘闻。书中一些珍贵历史照片为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选摘时有较大删节。

他拉住我的手说，永远听从我的话

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父亲在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很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门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竟然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订了亲，我和他是注定的姻缘啊!

我们大了，对于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以后称为“大帅府”)。

全府各房都对大帅十分服从，有时大帅召集各房家人全体集会，这时是大家互相见面相谈之时。大帅常讲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做人的道理。更说到东北被日俄两国侵占的处境，以及他对老毛子(俄国)、小日本的斗争。他说他要把日俄赶出东北，他常骂各地军阀都是假借爱国爱民之名，实为谋取个人名利，中国的落后、腐败全是这群军阀造成的，他要一统天下，使中国强大起来。他是草莽出身，但是努力学各方面的知识和找各方面有学识的人帮他。他听取谏言，大办工厂、企业;兴建水利;发展兵工厂;建立海军、空军;创办了一时之盛的东北大学;把一些东北青年送到海外各国留学。他给东北的军政官员规定了两条：一是只许减税，不许有苛捐杂税;二是不许克扣军饷和虐待士兵，犯这两条的一律杀。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我爹娘的身旁，回到郑家屯，回到大帅府。故旧亲朋和乡亲们的面孔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我牢记汉卿和我离别时的话：“盼望我们能熬过这大难，得到自由，一同回故乡。”这一天能来到吗?

赵四来到大帅府，一进门就跪地向我叩头

日本在大帅由北平回东北的铁路上引爆预设的炸药，大帅受了重伤，回到沈阳时已故去。

汉卿对大帅的遇害十分悲愤，誓言要为父报仇。所有事宜都以针对日本侵略为考虑，积极整顿军事备战。在有不决之事时，他常和我相商，我得以在旁提出建议，他常采纳我的建议，这是我们两人从少年相识到以后相处他对我的学识很欣赏、很器重我的结果。

中国统一初定，就发生了阎锡山、冯玉祥二人为图谋夺权、反叛中央的中原大战。各地建设被毁，军民死伤上百万。阎、冯两人派人来沈阳游说，妄图使东北中立。中央派员要求东北军入关帮助平乱，汉卿说：“这两个军阀为了图谋私利，破坏国家统一，使得百姓生灵涂炭，我们为救国救民，自当出兵平乱。”当时有人提出，东北军主力入关，会使日本有机可乘。汉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择正义而为。东北大军入关，一举击溃了阎锡山、冯玉祥两股叛军。

中央政府为酬答汉卿的相助功劳，委任汉卿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并且将华北地区的政务也委托汉卿主理。这样汉卿主理了中国的东北和华北，一时成为位高权重、中国的第二位人士。汉卿说，他深感重任在身，但这正是他期望中国抵抗日本的夙愿可以实现的时机。

在汉卿掌握半壁江山的权势和大帅遗留的巨大财富之下，很多女人为谋取私利，用一切手段缠住汉卿。汉卿对女人又十分随便，对此，我从不过问，我相信他决不会负我。只有对王正廷的妹妹，他找我要求我接纳她做二房，说她人品好，留学归国，学识很高。并因王正廷的关系和政府要人都有渊源，一再要求，为此事我再三思考后拒绝。我说：为了我们两人这个家，为了孩子们，我不能同意。最后汉卿依从了我的意见。

这群女人中有一个叫赵绮霞，她父亲是政府中主管经济的要员，她因终日在舞场流连、不肯上学，被称为赵四小姐，她追逐汉卿，报纸杂志大肆渲染。她父亲管教她不听，登报脱离父女关系，成为一时新闻。她以此为由，托人找我，要求任汉卿的永久秘书，服侍汉卿的生活，汉卿要我决定。我可怜她十四岁幼龄，无家可归而允许。赵绮霞来到沈阳帅府，一进门就跪地向我叩头，说永远不忘我的大恩大德，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我用我的钱给她买了一所房子，并且告诉财务人员，给她工资从优，以尽到对人之心。

张学良听闻于凤至逝世

关于张学良和结发夫人于凤至1964年离婚的内幕，多年来国内虽然流传着几个不同的版本，但大多语焉不详。这一内幕直到张学良和于凤至双双作古以后，方才得以解密。

两种说法，各有来历

张学良和于凤至究竟是如何离婚的?其中一种说法是：宋美龄在张学良基督受洗时坚决主张他不能同时拥有两位夫人，此谣传源于一些未经史实考证的“纪实文学”。笔者所著相关著作中也有同类叙述，现经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加以去伪存真，证明上述说法均系子虚乌有。

再有一种说，便是于凤至主动提出离婚而成全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该说法来源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有些甚至是相当权威性人士的见证录，居然也南辕北辙。例如周毓文(东北军将领张作相的外甥)1961年写的文章(未发表)，周说：“在我们(指周与张学良在台北的家里见面)走向饭厅时，我顺口问：‘我还没见到夫人呢!’汉卿忙接口说：‘你可别这样称呼，给我添麻烦!’因为那时于凤至还未和汉卿离婚，赵四小姐还是属于女友的地位。可见汉卿处事颇有分寸，张、于办理离婚手续是多年以后的事。那是于凤至提出的，她已年老多病，不能回来陪伴丈夫，她为报答赵一荻三四十年同汉卿的患难生活，自己情愿让位……”

赵一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于凤至从来不曾主动让位。那么，既然于凤至当时不同意和张学良离婚，为什么后来竟然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呢?这个历史之谜现在终到解开的时候了。为解开此谜，必须要说张学良的亲笔《自传》，也就是坊间传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

1964年7月1日，台湾《希望》杂志在创刊号上刊载一篇惊世之作，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文稿作者为在台湾乃至世界都异常敏感的人物——“张学良”!《希望》本是一本无人知晓的普通杂志，谁也不会想到这本再普通不过的刊物上竟然破天荒捅出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忏悔录”，而且还是多年来始终处于与世隔绝状态的“西安事变”主角的“自述”，这不能不引起众多关注张学良下落的读者高度兴趣。人们不禁要问：莫非在“西安事变”发生二十八年后，当年在南京军事法庭上宁死不肯认罪的张氏如今果真“忏悔”了吗?

《自传》是真?是假?

《希望》因有此文而在台湾洛阳纸贵。非但如此，台湾《民族晚报》也随之转载，一时如雷声震耳，读者均希一睹为快。就在海内外媒体纷纷准备转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台湾当局竟在几天后突然变脸，下令查禁《希望》杂志，并且封存所有尚未出售的《民族晚报》。尽管如此，张学良发表《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消息还是无法封锁，不久亦传至海外。当时正在美国洛杉矶养病的张学良结发妻子于凤至，在听到这一消息时显得格外震惊和气愤。如果说普通读者对张学良的“忏悔”只感到“惊奇”，那么对于凤至而言则就是意想不到的震怒了。因为她从辗转得到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从没有过的屈辱。这篇奇怪的东西让她蓦然想起1940年在贵州与张学良分手前的一些秘密谈话。

当时，于凤至在贵州幽禁地因被检查出左乳发生癌变，才经宋美龄暗助前往美国就医的。临行前张学良叮嘱她：此行赴美就医，无论将来病情是否好转，都不要再返回贵州。他希望于凤至到美国后，设法把当时尚在英国读书的几个孩子转到美国继续学业，当然张氏此意的更深层含意是蒋介石有一天要斩草除根，而于凤至去美可为张家保存“骨血”和“人脉”。

在谈到自己今生能不能去美国与于凤至相会时，张学良告诉她：只要蒋介石在世，他就绝对不会有出头之日。而他只要有一口气，也绝对不可能“认罪”。张学良表示：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说我在国内向蒋“认罪”了，任何人，即使是亲友旧故，乃至家人，凡是认为我是有罪的，这人就是敌人，甚至是特务，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基于上述原因，当1964年于凤至在美国听说张学良有《忏悔录》发表的时候，她的第一感觉就是：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假的，甚至是蒋介石及特务们以张的名义伪造的。当然，于凤至根本就不会知道，世事变幻莫测。张学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幽禁过后，此时公开见报的所谓《忏悔录》虽然是政治性的阴谋，但它绝对不像于凤至嗣后在美国公开对报界所说的那样：“友人来问我究竟，我说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必然出现的事，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了将蒋一伙被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用以欺骗世人，欺骗台湾老百姓、欺骗蒋的追随者。”事过多年于凤至虽然固执地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是特务们伪造的，是“在特务们的策划下，御用文人写的一篇自欺欺人的文章”。她的理由是：“汉卿对‘西安事变’始终认为是正确的，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以前许多文字都是秘书写的，赵四没有在学校念过什么书，也从来没有认真自修学习，并没有此文笔……”

可是，这一次于凤至在美国真正地想错了。因为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篇刊载在《希望》上不久又被台湾下令收回的所谓《忏悔录》，不但确是张学良亲笔所写，而且还是应蒋介石的要求不得不写的。只是这篇以长信方式上陈蒋介石有关“西安事变”经过的长文，并不是以“忏悔录”为主旨，而是以“回忆录”和“长信”的方式形成的，发出此信后又被台湾当局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并被冠以“忏悔录”三字对张学良进行丑化与诋毁罢了。

不明真相的于凤至借此在美国掀起一波“为夫叫屈”的传媒大战。《洛杉矶太阳报》首先刊发于凤至谈话进而向台发难，接着《纽约时报》也载长文抨击台湾长期羁押张学良，由于张学良在西方的政治影响与于凤至女士借台湾“伪造”《忏悔录》一事在国会参众议员和司法界上层人士中的奔走呼号，很快就造成了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声势，甚至一些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还准备在适当时机将“呼吁给张学良以全面自由”的议案提上国会山的议事日程，这样才引起台湾当局对于凤至的强烈不满，其中不仅包括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甚至也包括与于凤至始终姐妹相称并素有往来的宋美龄不满。于是，蒋介石有意改变对张学良的处置意见：与其长期幽禁而惹是生非，不如快刀斩乱麻以绝后患。这就是张学良和于凤至必须解除夫妻关系的政治背景。

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关系究竟如何?

从不久前解密的张学良和宋美龄通信中所见，于凤至和张学良1940年分手以后，彼此虽然天各一方，但于凤至对张学良的感情始终如一。她不仅在美国不断地为丈夫早日获得人身自由在奔走呼号，而且从宋美龄几次赴美，和于凤至见面以后给张学良发来的几封英文信件中，处处可见于凤至对他的关爱。不是托宋美龄捎送药品，就是各种生活必需品，看得出于凤至因病滞留海外以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

早在张学良幽禁贵州时期，宋美龄只要前去美国，总要在给张的信中提及她和于凤至的见面景况，1946年张学良到了台湾，宋美龄仍然不时把于凤至在海外的关怀如实奉告，如1947年9月19日宋美龄的信中说：“凤姐姐(于凤至)把加州的家布置得体面气派，不但那房子让我见了会想起你们从前在北平时的顺承郡王府的格局，而让我惊奇的是，她用炒股票的收入，还在昂贵的美国高级居住区购买了一幢带花园的房产。凤姐姐如今心烦的，就是二公子的病了……”

张学良在复信中也提到于凤至赠送物品于他的事情：“九月十九日的手示敬悉，附所赐物等及凤至捎来的药品统领到。夫人对良护念周到，使良感谢无极……”

张学良羁台以后，宋美龄仍然充当于凤至和张学良的高级信使。不仅从美国递书信，而且每次都替于凤至捎带生活物品。如1950年4月16日张学良在在新竹幽禁地井上温泉给宋美龄的复信中称：“夫人钧鉴：凤至之函已蒙转递，感谢无报。闻夫人尊体违和，十分悬系……”这时的张学良刚来台湾不久，而宋美龄在美国滞留多时，发现蒋介石再也无法挽回大陆的败局已定，她刚从美国归台，即捎来于凤至的亲笔信，不难看出于凤至在宋美龄在美期间就时与宋有联系。

至于于凤至本人在自述中提及的内容，就更能证明这位古镇女子中年和暮年对远在台岛的张学良的无限悬系。有关情节，在于凤至的回忆录中可谓随处可见。如1948年当于凤至听说好友宋美龄将要离开美国，回到台湾的消息时，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何给幽禁中的张捎些东西，她回忆说：“1948年宋美龄告知，她将去台湾，路经旧金山，可以给汉卿带些东西。我买了一些衣服、用品给汉卿和赵四，并买了一大把派克笔，赶去旧金山相会。宋美龄安慰我，不要急，慢慢想办法。我说烦你带去这么多笔，是为汉卿送给看守他们的人，这些兵大多对汉卿很好，只有少数特务虐待汉卿。她听后紧紧抱住我，二人沉痛无言。在蒋一伙之下她有心无力，只能尽量保护汉卿的生命而已。”又如于凤至说她病情好转后对张学良的思念：“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惟有痛哭。”

于凤至在美国仍然遵从在贵州分手时对张学良的许诺，不断为其自由早日恢复在奔走。于凤至写道：“按照临别相议，我在美国不断地找议员、律师及侨领们，请他们相助向蒋政权要求释放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我活的目的是为汉卿获得自由，我时时激励我自己为此奋斗。我忘记了病，我没有想到我在异国他乡孤身一人，已经不理会人间的冷酷。我不知岁月如何得以流逝。一年一年过去了，1946年汉卿被押解到台湾。这时抗战已经胜利，蒋介石竟仍然囚禁汉卿。根本不尊重法律和丝毫不想汉卿在东北时对他的起死回生的帮助恩惠，更不顾老百姓对汉卿的拥护，这个独裁者会被历史裁判的。”于凤至思念丈夫的心情在此溢于言表。可以从以上这些片断引文中，不难看出离开张学良而到美国治病的于凤至，不具有和张学良主动提出离婚要求的可能。

而张学良这一方，1990年却在他恢复自由以后的所有谈话中，包括他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先期对旅美华裔学者唐德刚等人回忆历史时，凡属谈及妻子于凤至时的态度，均与前述于凤至的态度大相径庭。仅举几例，可见一斑。2002年7月美国华人报纸《世界日报》曾经刊发哥伦比亚大学参与采访张学良的???的访谈录，其中张学良也对她谈到了他对于凤至婚后的种种看法，摘抄如下：

张学良：我太太于凤至，她已经去世了。我本不应该说她。她喜欢我的一个部下，一个参谋。我也知道，可她就是不坦白，但是我每次派事，我要他跟她去，我知道她喜欢他。

???：但是，您很坦白吧，您自己对事很坦白，是吧?

张学良：我不是跟她坦白，我知道她喜欢他，出门呢，我就叫那个人跟她去。后来……我家里的事，我当然知道。但她傻瓜……所以，于凤至我不喜欢她。我一点不爱。她那样，所以，我们后来离了婚。我知道她喜欢那个参谋，所以，我让她跟他。我这个人很怪的。我这个人是怪。有时是很怪的，我也没有什么旁的缺点啊，我就对女人有缺点，我不能指名道姓地说。我们家里，我想啊，我年轻时大概长得相当漂亮，大多数人喜欢我，那是一回事。

???：您一生有两个父亲辈的长官，老帅对您的这个事情(指和于凤至的婚姻)，就是说好了原配由父母之命，其他的他不管，但据说您从国外回来，蒋先生曾经跟您说过，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喜欢女人。可是，他做到总司令时，他的生活就特别检点了，希望您也如此。他是这么说的吗?

张学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好玩，你这次回来，不要玩得太厉害。他劝我，说的是真话。

关于以上对话，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此文时，下方有一备注，内称：“王冀(指美国加州大学中文部主任、东北军将领王树常之子——引者注)教授对少帅讲‘于凤至感情出轨’存疑。指不可能。称少帅晚年说话有时‘信口开河’。曾欲为少帅作口述历史的唐德刚也称少帅有时说话‘不实在’，往往‘跑野马’……”

关于张学良和前妻于凤至的关系，在张氏生前，所有历史注述者，大多不敢直述其中内情。和所公布的内容有着同异之处的是，曾经先于美国哥伦比亚去台湾采访张学良的唐德刚教授，在张学良病殁后也渐次公布了他1990年前和张学良在台湾的访谈笔录。我的美国友人王书君教授在香港发表的《张学良口述自传》中，也有张学良对唐德刚、王一方、郭冠英、张教授等人谈及于凤至的部分内容，为了让历史真相更加全面，笔者也引证如下，以便读者参考。王书君先生通过录音带整理的相关内容是：

王一方(台“立法委员”王新衡之子)：我妈妈问，说那上一个张伯母，她什么时候过世的?

张学良：嗯?

郭冠英：张伯母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张学良：前几个月，她睡觉了，睡觉后再也没有起来。她睡觉呢，第二天早上就死了，去看她时，就见她(指子女们前去看望时)已经死了。

张教授：她九十多岁了吧?

张学良：九十三岁了。

王一方：一个月前?还是两个月前?

张学良：两个多月前，我讲故事呢，讲我太太，讲我原来的太太的故事。她生我这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啊，她得了很重的病，不能治了。是不治之症。那时，她母亲还在，而我父亲，我父亲很喜欢她，很喜欢我这个太太。我父亲跟她父亲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才订的婚。她比我大好几岁。

张教授：大三岁，是吧?

张学良：大三岁。那年，她病得很厉害啊。差不多中外医生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差不多已经一定要死的了。可是，她给我留下了四个孩子啊。那我的岳母就和我的母亲(指张作霖二姨太卢夫人——引者注)，她们就商量啊。那么，她们就商量，她有一个侄女。就要我娶她这个侄女，以便给她照料她的孩子。那么，我就反对，我跟她们说呀，我说：‘她这样子，她现在病得这么重，我要真是，真要是娶了她的侄女，不就成了我这边结婚，她那边催她死就是了?’当时，她心里很难过。我说：‘这样，我答应，我答应了。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你也当面告诉她吧。’我答应了，如果她真的死了，那么我就娶她的侄女，你们大家也同意了。但是，她自己也要愿意，要同意她侄女将来给她带孩子。结果，她就没有死。就好了，那么，她对我就很宽容。所以，后来她甚至放纵了我，也就不管我了。不管我去拈花惹草了。

唐德刚：有这样一个传说啊。说于夫人跟宋美龄是结拜姐妹，是吗?

张学良：不是这样。头一次到南京的时候，又到上海，我的太太拜这个宋老太太当干娘。

唐德刚：哦，是干娘。

张学良：那时候都兴认干娘。所以，她也认了干娘……我也评论一下他们父子(指蒋介石和蒋经国)，老总统好色啊，但没有我们小总统好色好得厉害，蒋经国那可是厉害……有人骂我，我太太骂我，说我是垃圾马车，懂不懂?垃圾马车。

……

从以上张学良和于凤至生前的谈话中，已经可以看出，这对夫妻在1940年以前的关系，远不像从前各种文学作品所披露的那么恩爱与和谐。历史毕竟是历史，破解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离异之谜，这些口述资料可以称得上是最为直接的书证了。正因为有了这些史证的例举和铺陈，以下涉及到于凤至在美国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才不难理解了。

张大千竟是离婚首倡者

此前在国内诸多纪实文学中多次出现过宋美龄以基督受洗时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太太为由，威逼张氏离婚，张学良在无奈中致于凤至信，希望她能以自己在台受洗的愿望出发，同意解除彼此婚姻关系的说法，显然均系无中生有主观臆测。笔者本人撰写的相关作品中亦有此类倾向。事实上，宋美龄并没有在台北凯歌教堂当着周联华牧师的面威胁张学良，以她当时台湾政界的特殊身份及与张学良、于凤至的友谊而言，她也绝然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破坏张、于经历数十年人生风雨的婚姻。新发现的有关史料表明，真正意识到张学良和于凤至必须离婚，而且一定要敦促于凤至马上离婚的人，并非宋美龄，首先站出来主张此事的人，竟然是张学良的多年至友张群先生。

张群早在1929年张学良易帜前夕就受蒋介石指派前往东北沈阳。张学良子承父业后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断然决定“东北易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听信了南京政府特使张群的建议。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蒙难并失去自由的二十多年里，张群由于政治方面的多种原因暂时与幽禁中的张学良疏远但仍然保持着神交。1959年张学良从高雄迁回台北后，张群又成为北投张宅的座上客，以至发展到后来“三张一王转转会”的亲密程度，此乃为众所周知。1962年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女儿张闾瑛伉俪来台面见乃父，据说就是张群在蒋介石面前游说终得如愿。而这次张学良和于凤至离异，为什么始作俑者竟会是张群这位台湾政坛官场上的重要人物呢?他为什么忽然热衷起干预张学良家事来了?

张群力主张、于离异的远因，始于1959年秋天。著名国画大师、张群的乡友张大千从巴西飞回台湾主持《张大千画展》。那次张群也是张大千画展的暗助者之一，其中缘故不仅是二张之间早年就有的同乡之谊，同时张群和张大千也是刚刚解除“管束”的张学良之友。在张大千画展期间，张学良在张群玉成下得以前往台北中山堂观看张氏画展，嗣后又在张群的安排之下，张大千亲往台北北投张宅拜见当年在北平期间因画结缘的张学良。张大千、张群和张学良三人除画趣相投外，又都是地道的“美食家”。所以当张大千品尝了赵四小姐亲自下厨烹饪的菜肴以后，在赞许赵四多年对爱情坚守如一、甘于清贫寂寞的同时，亦向张学良和张群当面提出要给赵四小姐以公开名分的问题。张大千认为：“只有这样才合乎情理!于夫人毕竟在美国住的时间太久了，她也应该成全赵四小姐的一番美德!”尽管张大千的话入情入理，也颇得张群赞同，但是，当时由于种种原由，张学良还不能对和于凤至离婚下最后的决心。

谁当“破婚”的罪人?

张群过问张学良家事，并情愿亲自赴美游说于凤至在协议离婚手续上签字，还是一个重要的近因在发生作用。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于凤至在美国听说张学良发表《西安事变忏悔录》后对传媒发表的多次谈话。于凤至在美国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起救张呼吁攻势，非但没有起到营救张学良和让张学良有一天来美与她团聚的初衷，甚至在客观上还起到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于凤至虽然知道蒋介石惧怕美国，却不知蒋介石正因惧怕美国势力的从中干预，才忽然对幽禁刚刚解除，仍在蒋眼里是冥顽不化“东北虎”张学良的高度关注。蒋介石始终认为只要于凤至还在美国，张、于两人亲生的几个子女还在美国，那么张学良的心始终会向往美国。这无疑就是张学良将来的一条后路。而身体状况始终不如意的蒋介石，当然不能不顾忌到他百年以后不想看到的事实：“东北虎”有朝一日飞出台湾，飞到美国后再前往中国大陆!蒋介石之所以在60年代于台湾大溪行馆召见幽禁中的张学良以及后来同意宋美龄关于让张氏从高雄搬回台北的建议，完全是基于宋美龄在其中发挥和解玉成的作用。当然后期也有其子蒋经国的游说因素在内，不然，若依蒋介石从前的主意，恐怕要一直将张学良幽禁至死方解心头之恨。

所以，1964年当蒋获悉于凤至在美国施压的消息后，在憎恨于凤至到处为张氏游说奔走的同时，也想起了仍在台北幽居的张学良。蒋介石甚至还萌发让张学良做杨虎城第二的罪恶念头。张群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高层要人，他当然是最先洞悉蒋介石心中恶念的知情者。出于对至友张学良生命安全的考虑，也出于他曾为张氏恢复自由多年所做努力的珍惜，张群认为有必要让张学良认清这样的现实：如果继续和于凤至保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很可能给张学良自由的彻底恢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张群也重提了张大千前次抵台时的良好愿望：尽快给赵四小姐一个应得的名分!

张群的这种考虑得到了宋美龄的积极赞同。张学良也对此善意表示理解和同意。当然赵四小姐更是感激不尽。于是张群才以私人名义从台湾飞到了美国，秘密来到洛杉矶比弗利山上于凤至住所，当面向她说明与张学良办离婚手续的近因与将来的益处。于凤至对张群的建议表示强烈的反对，事过多年以后，于凤至这样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为了此事，某某(指张群——引者注)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在登门访我时开门见山地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特来美国的。我问他是否‘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我问他：那么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然后回答说：不是，是他知道这事，根本上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并感谢‘政府’，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他见我不为所动，说出了：这是你闹的，‘政府’对汉卿这样管束已是很宽大了;任何时候，任何办法，汉卿如果擅自行动想离开，离开之时，就是他死亡之时。更说：你不懂这些，赵四懂;……你不签字‘政府’也有办法，决不让他来美国去大陆的……”

于凤至在回忆录中又表示：“我思考再三，他们绝不肯给汉卿以自由。汉卿是笼中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了字。但我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就是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和我每年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贺卡信封上仍旧是写张夫人收。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仍如此，知道台湾蒋家政权的人都没有把这场戏当真。在台湾是一切都在蒋介石的特务控制下，根本没有法律的真正存在，世人对此大都知道的。”

台湾当局在接到于凤至亲笔签字的“解除婚姻协议”以后，1964年7月，张学良和赵四得以在台北杭州南路美国友人伊雅格的寓所里秘密举行了婚礼。当时参加婚礼的十二个人中，就有宋美龄和张群，当时，只有他们两人知悉于凤至同意离婚的全部内幕。不过，于凤至对于这次离婚和后来她在美国听到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结婚，也曾经在她的自传里发了感慨，认为：“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借此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我不屈服，我继续为汉卿的自由向社会、向美国政界人士呼吁，要求蒋政权给汉卿自由。”

于凤至又自我安慰说：“我不孤独，很多很多识与不识的学者，侨领以及东北有关人士，纷纷地、不断地出来谴责蒋政权如此违法囚禁汉卿的罪行，要求给汉卿自由……中国政府派郭维城等人来洛杉矶，邀我回国定居。我在病床上伸手握住郭维城的手说：‘亲人来了，我要回去。’郭维城是当年汉卿的秘书，和我相识，异域重逢，想到汉卿现在情况，都泪不能止。郭说：中国人民惦念汉卿，汉卿是千古功臣，政府要安排你回国治疗，安享晚年。我闻之下，感激痛哭……”(文/窦应泰)

摘自《张学良身后十大谜团》，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