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去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去处

导语：我们知道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就开始了软禁生涯!作为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张学良手握几十万的西北军，怎么会轻易被老蒋软禁呢?先事变后张学良去了哪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去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去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轻率地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另外，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还受命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东北挺进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逐步被削弱、肢解、消灭，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起义，走向了新生。

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49军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尽管第49军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得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修水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揪住不放，对49军大加挞伐，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谁能料到，东北军整整一个第49军就此名存实亡了!

1941年12月，王铁汉升任第49军军长。1947年9月，第49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王铁汉在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第49军前军长刘多荃则留在大陆，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殿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l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第53军

“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辽沈战役中率53军官兵投诚。万福麟则在1949年逃往台湾。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10日，第53军116师346旅691团在华北战役中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任务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序列。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57军

1937年11月，缪徵流的第57军奉命驻防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线的江防要点。112师在无锡附近与敌接战，紧接着又参加了巩卫江阴、固守镇江的战斗，损失较大，师长霍守义负伤，全师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师开赴南京前线。12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在率队冲锋时于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谥为少将。

11月间，第57军的第111师在靖江、扬州一线抗击登陆日军，打响了靖扬之战，几次战斗均极为激烈。11月25日拂晓，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北岸111师阵地，占领施家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旋又占领了都天庙。111师333旅的万毅部全部退守横沟桥。上午8时，日军沿扬州城公路向333旅阵地冲击，111师师长常恩多亲率两营官兵与敌浴血奋战。酣战之际，常师长又果断地命令662团出击，连续击退日军步兵的三次反攻。日军遂调来坦克在前面开路，后继以步兵再次冲向111师阵地。常师长指挥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弹向敌坦克猛轰，并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击。战至下午4时，日军狼狈逃窜。111师乘胜追击至施家桥。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为维护统一战线，起义部队仍用第111师番号，师长为万毅，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以后又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伟大的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又作为38军的组成部分，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吴克仁满怀报国之志昂然请缨，率67军奔赴华北前线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9月1日，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67军的大城防线。吴克仁指挥全军与敌血战十日，日军屡遭重挫无法前进。当日军增派二十余艘汽艇，载有山炮、机枪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袭时，又被67军预先埋伏在姚马渡的部队兜头猛击，第一艘汽艇首先被击沉，后续敌艇也被分段截击。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抽调第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8日夜12时，“死守三日”的军令已经完成，吴克仁让郭汝栋率百十人的43军残部先撤，他亲自率67军在后掩护。经一路突围苦战，9日下午吴克仁率部到达苏州河边白鹤港。不料苏州河大桥被炸断，吴克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指挥属下先行泅渡。傍晚时分突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落水，光荣牺牲，时年43岁。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67军光荣战死的还有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褒奖表彰，却被别有用心的宣传机构诬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蒋介石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师长为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后来，张文清升任第25军军长。1940年，108师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时期，108师所在的25军归黄百韬指挥，淮海战役期间，在大兴庄、两台子、大小牙庄、碾庄等地分别被华野4纵、13纵先后打击，直至全军覆没。

骑兵第2军

1937年8月下旬，骑兵第2军调晋绥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长何柱国率骑3师(骑6师在绥远作战，归马占山指挥;骑4师一直驻河北，1938年因缺少马匹，骑4师被改为步兵第24师，至此骑4师番号被撤销)从陕西经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大同失守后，骑兵第2军退到晋西北平鲁一带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镇一役中，骑兵第2军被日军击溃，损失很大。1939年冬，骑兵第2军奉令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归第1战区前方指挥官孙桐萱指挥。1940年，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骑3师师长徐良接任骑2军军长。以后骑6师归还建制，又合并骑3师和骑6师，保留骑3师番号，由王照问的暂编第14师廖运泽部拨归骑兵第2军建制。1944年，徐良升为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骑兵第2军军长由非东北军系的暂编第14师师长廖远泽升任，骑3师师长王照骑2军副军长，所遗骑3师师长由徐长熙升任。

抗战胜利后，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军也就名实全亡了。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建国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去处

晚年张学良与赵一荻(资料图)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直到1990年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后定居美国，2001年10月14日逝世。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多国媒体和学者对他进行了访谈。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辽宁大学、沈阳大帅府博物馆、温州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北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对这批录音材料进行编辑整理，成诸本书，是目前对张学良口述历史倾力最多，做得最好的一部口述历史史料。

“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内容广泛、丰富而详尽，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访谈时张学良所处环境较以前宽松，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的，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对许多事件、人物、问题进行了评论，表达了晚年张学良对自己一生和国家、民族历史的总结性认识。此外，它公开了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很多没有公开出版的部分，填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纠正了一些讹传，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真相; 张学良的一些“即兴点评”，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叙述变得简单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变得清晰; 张学良对其亲历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也都有坦诚的叙述。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作者张学良，张之丙、张之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8月版

西安事变的秘密是四个字

张学良：没有意思，牺牲很多的。那，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我想起这内战，跟你们说起来，那难过呀，可是你难也得要打仗啊!我说，就是我父亲让我打，我没法子(不打)，要有法子我这点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变。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现在西安事变，你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我跟你说，人家外头那谁骂我，蒋先生，是实在对我好。换句话，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赵一荻：没有意义，自己杀自己。

张学良：我这人，刚才你说的话，现在咱们随便扯着玩了，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那等于我叛变，那就是叛变呐。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军法会审，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枪毙。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干的事儿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我也决不推说这是他干的，我从来没有这样，那是我的事儿。

访问者：您也就是一个目标，不要打内战。

张学良：我不要打内战。

赵一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我恨透了内战，所以我父亲，当然我们是父子的关系了，我父亲出关，我就因为到河南去，到一个什么地方，陇海路的一个站，我们到那地方，前头有红枪会，说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叫什么地方名字?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火车停在那儿，那个人，那老太太，也不大岁数，五十不过。我们弄那面包啊，我们都吃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饿的，就在地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想着我就很……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赵一荻：吃树皮。张学良：把树皮都吃没有了，我现在吃什么?所以我回来跟我父亲掉眼泪，我说谁造的?我回到火车上，我自个儿我就想这谁造的罪孽呀!什么人造的罪?不是我们吗?什么意思，打，打几天又和了，然后又打，这干什么?自己当兵的可以，拿你的这种钱去当兵。那老百姓，为什么?我就回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后来就听我的，我说何必呢?算了，打什么?有什么意思?抢什么?几天又好了，好了完了又打，几天又翻脸了。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这人很好，他心里也难过。我说这何必呢?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所求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日本人对这事情他不，日本是愿意中国内战。

赵一荻：你愈打愈好，愈打愈弱，愈打愈穷。

张学良：所以我对内战恨透了。

访问者：您刚才说，对西安事变，您都认为您负责，这事情是您负责。假如说您没做那个，打到最后成什么程度?就说彼此打仗会打成什么样?

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因为剿共啊。

访问者：假如不剿共，还打呀?继续再打。

张学良：那不知道了。

赵一荻：那谁敢说呀，那是假设的问题了。

张学良：我不干，还是剿共啊!

赵一荻：一直打，后来抗战完了不是还在打!

汪精卫无耻，蒋先生耍滑头

访问者：我有个问题。当时对您批评最厉害的是汪精卫，怪罪您不抵抗。您说当时是不是有人鼓动百姓说张将军不抵抗，再有汪精卫在政治上制造这么一个局势，是不是也有阴谋在里头?

张学良：我没有证据，不能随便说。不过我是拥护南京，我是帮蒋先生的，可以说是拥护蒋先生的。那时候反对蒋先生——政治上反对派，咱不用说是谁啦，反对蒋先生当然要打击我。甚至马君武开玩笑的诗都是由此而来的。打击我，主题还是打击他了。当然我是他帮手，明白?这是我的猜度了。我也不敢说。

访问者：汪精卫也可能别有用心?

张学良：汪精卫这个人，本来当年我对汪精卫很好的。不管救他命不救他的命，那都是小事儿。后来我认为这个人无耻，不要脸。一个人无耻，他什么事都能做。像汪精卫这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做的事他做了。像他的地位，他不能做。

访问者：您认为他是不是要找到日本的支持来帮助他打击别的人?

张学良：他是想叫我帮他，他这样子我当然不帮，不但不帮他而且打击他。

访问者：在这个情况之下汪精卫对您的评语，然后回去后他要求您辞职、出国，他希望鼓动起民众对您反面的印象，能够打击另外一个人。

张学良：这里面周折太多了。简单说是这样。汪精卫最火儿火的是这样。他到东北来，跟我讲：“现在山海关的问题了，你要抵抗一下。”我说：“政府是不是有准备?”他说：“你要不打，现在的政治，就是政府玩不下去了。”我说：“您是不是要我牺牲我的部下来维持你们的政治生命?”他点点头有这个意思。我说：“要是政府真有准备我就打，你既然这样你就下命令吧。”他当时带了一封蒋先生的信。蒋先生是政府军事首领，蒋先生下命令，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给我命令呀，那我就得打呀。他来和我商量，就是咱俩可以谈。你说不打不能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我做不到。我这下子把汪精卫得罪了。他说，“我来一趟和你说这事”，我说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我的政治生命，我这个人从不做这个，而且还是为人家的政治生命，我更不做呀。汪先生说我既然来了这一趟你给我这么个大钉子，他回去辞职就为这事了。

访问者：当时有没有跟您吵?

张学良：不是吵，我不理他了，把他气死了。宋子文来了，我们晚上出去玩去，我不理他。他走我连送都没送。

访问者：那宋子文先生怎么说?

张学良：宋子文是陪他来的。他(指汪精卫)气死了。他说：“我一个行政院长这么大地位来跟你谈。”我说：“不能因为你行政院长来了我就把我部下牺牲多少维持你的政治生命。咱们有良心的人不做这个。你既然是政府的人，要打就下命令，何必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当然就是有余地。你跟我商量，让我自动来主持这事，政府不负责任，我不走这路。”

访问者：他跟您说这话时，别的人有没有支持您的或者支持他的?

张学良：只有我们两个人谈话，没有别的人。

访问者：他带了蒋先生的信去的话，那是蒋先生和他商量过了?

张学良：你拿蒋先生信里。蒋先生信里说是你来和我商量，谈事。蒋先生是政府的军事首领，他下命令当然我就听。你来跟我谈，是咱俩谈，蒋先生让咱俩谈话，要是蒋先生信里说“你要这么办”，那又不同。要我谈就是要我听你的命令吗?既然要咱俩谈我就可以有意见。既然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这是咱俩的意见。如果你来了，你的话我就应该听，那就不必跟我谈，何不政府下命令呢?

访问者：他(指汪精卫)什么理由去跟蒋先生要这封信，想必是他说我去跟他(指张学良)谈有把握。

张学良：蒋先生，我判断，也在那儿耍滑头。这封信里，蒋先生就有意思是你自己斟酌这个事吧。不是我命令让你做的。他(指汪精卫)跟我说你服从政府命令，我说蒋先生他不是给我下的命令，他信里说得清清楚楚是您来跟我谈。你是政府行政院长，我跟他叫开了。我说：“你要一定这样，那你回去下命令。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我把他问短了，我说：“你让我打一下，你认为我能打赢打不赢?要打不赢干什么?”他说维持政治生命，你再不打政治就“完了”。我说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政治生命啊?他意思是，你打一下，如果失败了，失败是你的事了，政府是打了，好有个交代。

访问者：那汪精卫也一定先得到了默契才去的吧?

张学良：蒋先生也耍滑头。我认为蒋先生是认为他跟我谈不拢的，否则蒋先生要不耍滑头他何必这么说呢?他可以硬一点说啊。蒋先生就是说我不负责任，至于你们俩谈出什么问题那是你们的事了。比如说打，那么政府拿东西来，拿钱来，那我们政府没下过这个命令。我问汪先生你们政府有准备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打一定失败。为什么失败还要打，为了政治生命，你不打政府、老百姓那儿没交代。那我就牺牲我的军队一部分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不做。汪先生说我不给他面子，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拿人家生命来维持面子，这个事情太大，我不干。他们说你部下拿你当圣人一样看，我对部下像我自己的手足一样。

访问者：您比如这个汪精卫，您那时有没有觉得他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

张学良：我当时就看出这个人没人格。我从前非常佩服他，后来他做了没人格的事。这个人，胡汉民说他的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时他还没失败。我出国回来，到香港去见胡先生。胡汉民这个(人)非常好，很会说笑话，他说个小故事骂了两个人，一个是汪先生，一个是蒋先生。他说：“汪精卫当年在总理孙中山孙先生面前专办外交，办外交的人是不说真话的。汪精卫就是习惯了，跟谁也不说真话了。”他说：“我在总理面前是乱说话的，什么话都说，养成一个坏习惯，总理能饶恕我。现在我说出毛病来了。”这个话很有意思。

访问者：他有没有给您几句忠言，劝您别回来?

张学良：胡汉民这位老先生可以说是相当正直的。在政治上说话是不应该的，他等于是我长官一样。他只能说这种偏锋的话，你得看什么地位。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去处

蒋介石到达西安时张、杨前往迎接。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蒋介石被扣押后的第二天，杨虎城连夜召集部下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一时间，杀蒋之声弥漫会场，也有部分将领主张谨慎行事。与此同时，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亲率数十万大军逼近陕西潼关，扬言要“血洗长安”，营救蒋介石。

随后的几天，张学良、杨虎城也多次会面商讨该如何处理蒋介石。两人还曾发生激烈争吵，近乎决裂。那么此时，处于事变中心的杨虎城究竟主张杀蒋还是放蒋?

兵谏突起 宋美龄托人带信

“……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应该很好地安慰。”

11月22日上午，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荥村，曾在杨虎城十七路军担任勤务班班长的92岁老人王志屏回忆了“西安事变”当天见到蒋介石的情景。蒋介石光着头赤着脚，只披一件长袍，神情沮丧，身后紧紧跟随着几名卫兵。后来他才知道，蒋已被扣押。

1936 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扣，张、杨“兵谏”，国内外一片震惊。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 局面，张、杨二人在军事、政治和对外宣传方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电告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要员外，中共中央、南京政府均收到了张、杨的电报。

张、 杨的突然行动让南京政府朝野震动。两天后，西安上空出现一架飞机，盘旋几圈后向西郊机场投下一个信筒，要求交给张学良。张学良打开一看，是澳大利亚籍英国 人、自己曾经的顾问端纳来的信，希望面见蒋介石。此时的端纳是蒋的顾问，颇得宋美龄赏识。合上信，张学良命令卫兵马上点起烟火发出信号，让飞机降落西安。

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陕西社科院学者雷云峰说，受宋美龄重托，端纳此次前来带着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希望张能就如何顾全与蒋个人的公私两方面关系、如何顾全国家大局予以考虑。另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说：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

当天晚上，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被扣几天后，蒋介石已经慢慢了解了张、杨的真意，估计他的生命不致有危险，看了宋美龄的来信，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可12月16日下午，当端纳再次从洛阳返回西安时，南京政府已下达了对张、杨的“讨伐令”。

大兵压境 多方展开谈判

国民党二十余万军队已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

12月16日晚，南京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革去张学良兼任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此 时，针对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内部争吵不断，意见相左。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坚决主张用武力讨伐平息事变。黄埔系和中央军的部分人竟纷纷大声齐喊，要求带 兵“血洗长安”。但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四大家族的反对，面对亲日派的咄咄逼人，孔祥熙大呼，“不要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狠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

12月17日，在何应钦通电就职“讨逆总司令”之时，国民党军机对陕西三原、渭南和赤水车站等地的大肆轰炸已进入第二天，数百居民死伤。国民党二十余万军队已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

危难关头的复杂局势已远远超出杨虎城的预料，但他始终坚持“西安事变”的初衷：结束内战，逼蒋抗日。

上 世纪60年代，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回忆，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七路军的保护下乘张学良座机抵达西安。次日下午，周恩来前往“止 园”会见杨虎城。此次谈话确立了中共和张、杨“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方针。紧接着，宋子文、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在12月22日飞抵西安，开始与“三位 一体”进行释蒋谈判。

如何放蒋 张、杨几乎决裂

“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现 在的新城大楼已成为陕西省省政府的一部分。西安事变当晚，这里是军事行动总指挥部所在。八角挑檐、黄壁赤柱，虽没了历史的余音，却成了风云的化身。蒋介石 被扣后，即被送往这里。“我们现在就去见他吧。”蒋介石被扣押当天，张学良就力邀杨虎城去见蒋。听罢，杨虎城退后一步，摆摆手，“我不去，我见了他没话 说。”

“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张学良劝道。

“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么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如此，杨虎城拒绝马上晋谒蒋介石。无奈之下，张学良独自前往新城大楼。结果，正如杨虎城所料，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谈话不欢而散。

现 在，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步公开，学者们对当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蒋介石被扣使南京群龙无首，但杨虎城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为了实现此前提出的八项救国主 张，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召集十七路军部分将领商议如何处理蒋介石。会议刚开始，杀蒋的声音弥漫会场，有人认为蒋介石顽固不化，无法实现抗日主张，杀 掉蒋介石既可争取各方实力派的支持，也能稳定十七路军，以图抗日大计;有人认为在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释放蒋介石。

争 论一番，将领们都把目光投向沉默不语的杨虎城。片刻思考后，杨虎城说：“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 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第二天夜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杨虎城与蒋见面。当蒋介石问杨虎城为什么要“干这样违反纪律的 事”，杨虎城义正词严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主张。

为了尽快让外界知晓事实真相，12月15日杨虎城发表广播讲话：“……我们这 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绝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双十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 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罪人……”一些史学专家认为，这即是杨虎城对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基本态度。

释蒋谈判从12月23日开始，到第二天下午结束。经过两天努力，南京政府终于同意肃清亲日派，释放在押爱国人士，发动抗战，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职等。对此，蒋介石仅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分步实施。

谈 判的最后一天下午，张学良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成员会议上透露，很快就要放蒋走，他自己还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杨虎城虽然对放蒋问题没 有意见，但对如何释放却认为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蒋介石必须签字。而且，放蒋前，要对部队将领和群众解释清楚。至于张学良亲往南 京，杨虎城坚决反对。

70年后，《宋子文日记》公开披露，当晚，张、杨又进行了交谈，杨虎城依然反对立即释放蒋介石，为此两人激烈争吵。此事，杨虎城没有向外人透露，而张学良却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连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几乎决裂。

送蒋离去 张学良留一纸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历史就是一部“谜语集”，有些疑问追根溯源也难寻答案，就像蒋介石的突然获释。12月25日下午3时许，杨虎城突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要他去张公馆。以为张学良改变主意的杨虎城满怀希望，立即出发。可等他赶到时，蒋介石已收拾停当，准备上车了。

“现在就放他走。”张学良压低声音告诉杨虎城。闻听此言，杨虎城心里一惊：要么把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同扣留;要么服从张的安排。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又不好在蒋介石面前与张争执，杨虎城只好陪同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

临 上飞机，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接 着，蒋再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张学良听罢，回答蒋：“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去。”即将登机时，张学良将一纸手令交给了杨虎城。

下午4时，伴着轰鸣的马达声，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结束了蒋介石14天的囚禁生涯。后来，蒋介石曾对部下说，西安事变损害了他作为“最高领袖”的尊严。

飞机升至半空，杨虎城打开张学良的手令，上面用红色铅笔写明：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蒋介石刚离开西安，便让陈布雷炮制了一篇《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一个报复张、杨的阴谋也随之展开。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本报记者 王瑞强)

专家观点：杨虎城深知救国须反蒋

以“爱国爱民”著称的杨虎城将军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强卫士。

他与蒋介石进行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斗争，对蒋有深刻了解：要救国必须反蒋，反蒋必须联共。杨虎城在主政陕西期间，一直坚持联共反蒋救国的方针，从未动摇。

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亲率数十名军政大员、数十万大军，逼杨虎城立即北上“剿共”，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苦谏乃至“哭谏”无效后举行兵谏的。杨虎城的主张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就是逼蒋抗日，只有确定蒋介石放弃内战、抗日救国，才能释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去处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11年第5期，作者：吕春，原题为：《1936年杀蒋与放蒋的秘密争斗》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936年12月12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那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消息一传出，不仅震惊世界，更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共领导层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即是杀蒋还是放蒋的问题上，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争斗!

中共表明应严惩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早晨，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电文如下：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敌南进。

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

朱德最为激动，他一拳砸在桌上，愤慨地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毛泽东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周恩来却十分冷静，说：“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毛泽东赞许地喷出一口烟雾，接过周恩来的话题说：“这件事我赞成周恩来的看法，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接着他用征询的口吻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给张学良复电，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申明了惩办蒋介石的态度：“……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