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什么要大清洗

斯大林为什么要大清洗

导语：斯大林为什么要大清洗?1、俄罗斯民族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和教派厮杀的传统;2、俄国解放运动的各个派别间，也毫无宽容性3、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庸俗化歪曲4、斯大林权力的个人化、独裁化过程5、由对党、对领袖的神化，发展到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6、专制主义的权力观：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是唯一的最高价值……斯大林掌权后，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苏德战争初期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大林为什么要大清洗

笔者以为，斯大林当权后，在一连串的党内斗争中，在持续不断的清党运动，包括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之所以造成执政党和统治集团的自残，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理论原因的：这既有俄罗斯民族宗教传统中的因素，也有俄国解放运动传统中的因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庸俗化的歪曲，又有对斯大林个人、对党本身的神化;既是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极权化过程的结果，也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在作祟并发挥作用。

下面，让我们分别从这些方面加以阐述，以求有一个稍为全面、深入的回答。

1、俄罗斯民族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和教派厮杀的传统;

俄罗斯自公元十世纪接受洗礼后，经过东正教的千年传播，俄罗斯人的宗教思想相当浓厚，可以说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渗透到了他们的灵魂里。而教会分裂，长期的教派斗争、新旧教派的对立、厮杀、互不相容，又在人们头脑中潜移默化，长久地扎根于人们的历史意识，形成了教派的不宽容性。

东正教新旧两派的分裂，源于17世纪中期尼康牧首的宗教改革。尼康邀请希腊和基辅的一些神职人员前来莫斯科，推行东正教的礼仪改革。他实行用三个手指划十字，以取代自百章公会以来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做法;还采取在教堂按顺时针行走以代替原来的逆时针行走;祈祷时祭坛上不再按以前的式样摆七块圣饼，而改变为摆五块。还有其他一些关涉细枝末节的礼仪改革。仅仅就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分歧，分成新旧两个教派。由于信徒们对教义、教条的恪守极其严格，把这些礼仪上的坚持看做是对东正教信仰忠诚与否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一直发展到新教派在政权当局的支持下，对旧教派进行残酷迫害，甚至施行大规模驱赶，把他们赶往荒野、森林，驱往草原，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方针，手段极其残忍。这种教派的对立、恶斗和厮杀，源自教派双方对宗教礼仪和教义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无论教条、教义和礼仪上的什么规则，只要一经形成，变为成规，就以极端偏执的态度固守之，世代至死不变。这样，就形成了新旧两派的残杀和恶斗。

这种教派斗争的传统，对俄罗斯民族影响至深，不仅深入到各阶层信众的意识中，甚至也影响到以改造俄罗斯为己任的俄国革命者的队伍中，渗透到整个俄国解放运动中。

2、俄国解放运动的各个派别间，也毫无宽容性

宗教情绪在俄罗斯底层民众中更为浓重一些，东正教文化深深渗透在俄罗斯思想的传统中。俄国解放运动中的民粹主义，从其思想渊源和产生过程来看，它同根植在东正教传统和俄罗斯国粹中的斯拉夫派，关系更为密切，这就使它把俄罗斯教派文化、教派恶斗的传统，相当多地继承了下来。

俄国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一登上政治舞台，其急进的一翼就表现出了一种激进主义的偏执和不惜流血好斗的狂热性。这在一篇取名《青年俄罗斯》的传单中充分表露了出来。这个“青年俄罗斯派”，对革命运动中的其他派别都不肖一顾，认为赫尔岑已“开始走向反动”，“大俄罗斯人”也“错误”多多，其他一些人的传单和言论也“不值得多谈”，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任何意义”的“自由主义高谈阔论”[1];唯独他们自己最革命，公开鼓吹“极端措施”，声称：“要做成点事是非采取极端的措施不可的”;还宣布：“我们将做得更彻底，不仅要赛过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家，而且要赛过1792年的那些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如果我们看到，为了推翻现存制度必须比九十年代雅各宾派所流的血多一倍，我们也不会害怕。”[2]更可怕的是， 他们宣示了一种派别的偏执性和极端性，高调宣称：“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3]这样的调门，我们何曾耳熟，因为它曾渗透在苏联时期的书刊中，特别唱响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苏联舞台上。

这种在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时期就公开宣扬的党同伐异和派别斗争的偏执，随着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其极端主义一翼中更有所发展。在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涅恰耶夫及其一派身上，这种偏执性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大学生，曾同涅恰耶夫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仅仅就是因为对后者有所怀疑， 不同意他的极端观点，涅恰耶夫就把此人视为“仇敌”，将其诱骗到郊外杀害了。此案很快被揭露出来，并被沙皇当局加以利用，闹得满城风雨，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打击。

类乎这种宗派主义的偏执，在俄国革命民粹主义三大派别之一的“夺权派”那里，也同样表现了出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特卡乔夫，他主张采取“直接革命行动”，就是号召立即起义，向专制国家发起冲击，马上进行夺权。另一个“宣传派”的代表人物拉甫罗夫，不同意这种策略，主张应先做宣传动员和教育工作，有了一定准备之后才能发动起义。这一主张原本并没有什么错，但特卡乔夫却对他大肆挞伐，将其斥之为比敌人还可怕的“叛徒”，倡导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俄国民粹主义激进派的党同伐异和毫无宽容性，同俄罗斯东正教教派恶斗的宗教传统，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系的，应该说，民粹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俄罗斯的教派斗争传统：斯拉夫派的东正教情结是非常浓厚的，而俄国民粹主义同斯拉夫派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又相当明显。正是这种俄罗斯教派恶斗的“大传统”与俄国解放运动中党同伐异的“小传统”，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日后的俄国革命，也影响着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

3、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庸俗化歪曲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原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闪耀着习习光辉的革命真理，是认识社会、指导革命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但在俄国国情的条件下，在俄罗斯大小传统所具有的教派恶斗和党同伐异的社会历史土壤上，在斯大林这个青少年时代呼吸着宗教神学校空气长大、血液中渗透着教派恶斗思想的“革命家“手中，却渐渐变了味道，变成了党内斗争的利器，变成了党同伐异、狠斗反对派的工具。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进行庸俗化的歪曲，这并不完全是从斯大林开始;早在斯大林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就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庸俗化、公式化、绝对化、教条化的思潮和派别，这就是所谓的庸俗社会学派。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相对立，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 的思想意识。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所以它把阶级制约性的原则无限夸大，使其外延性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把一切社会意识都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在苏联早期，这种庸俗社会学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手中的武器，是指导他们思想理论的基础。 斯大林在20年代下半期接过这一理论，把它改造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其表现形态就是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无限扩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向农民无限制地挖粮征购，农民为了生计而表现出不满和抵制，就被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或表示不同意见，也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实际上， 这是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无限扩大，进行庸俗化，将“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钳制不同意见的借口，甚至变成了对反对派和民众进行整肃、压制、迫害和镇压的有力工具。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是一种十足的庸俗化歪曲现象。

特别恶劣的表现，是把这一理论用于党内斗争。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打击反对派，把不同意自己的任何观点、任何意见，都说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敌人的进攻”。这种庸俗社会学理论，给俄罗斯传统的教派恶斗和民粹主义的党同伐异，涂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油彩，变成了一套俄国模式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这样，斯大林就有了一套剑指党内，整肃政敌的有效理论武器。

4、斯大林权力的个人化、独裁化过程

仅有整肃、打击政敌的庸俗社会学理论，没有一套权力独裁化、极权化的体制机制，整肃政敌，打击反对派，还不可能获得制度的合法性而落到实处。斯大林取得总书记职位后，在把这一职务转变为实际的“无限权力”时，有一个权力个人化、独裁化和极权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同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为标榜、以庸俗社会学为掩盖的这套整肃理论的产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斯大林权力个人化、独裁化的过程，是从1923年秋反对托洛茨基的党内斗争开始的。此前，列宁已经失语不能视事;斯大林利用总书记的权力，把原来书记处这个政治局的实际办事机构、秘书班子，变成了可以掌控全党人事权力和情报信息的核心权力机构。当时在中央存在着分别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四个政治派别;靠着职权、地位完全变化了的书记处，和由自己掌控的中央组织局，斯大林对这些派别采取了又打又拉、分化瓦解的策略：最初是拉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三驾马车”，中立并稳住布哈林派，集中打击托洛茨基派。待打垮托洛茨基之后，又转过来拉拢布哈林派，打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同托洛茨基捆绑在一起，作为“托季联盟”来加以打击。将“托季联盟”反对派打垮并开除出党后，从1928年春夏起，又开始了以布哈林、李可夫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所谓“反右倾斗争”。经过一年时间，打倒布哈林“右倾集团”后，从1929年开始，由斯大林一派完全掌控了中央权力;但这时，斯大林个人还没有取得对权力的完全垄断和独裁。

1929年后，工业“大跃进”和农业集体化的后果突出显现出来：经济持续紧张，1932—1933年发生大范围的严重饥荒。这期间，斯大林的权力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起起伏伏，涨张落落。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是斯大林实现个人对权力完全垄断、完全独裁的标志性会议。首先，十七大赋予党以直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万能职权，这给党的最高领导人以真正的无限权力。其具体措施是，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委员会设置了与政府部门完全平行的、 名称相同的生产—业务部，而把相应的同一政府部门置于党的同名称部的领导之下，这样，党就完全包揽了对生产—业务的全权领导。其次是，十七大决议取消了由列宁奠基的党和政府的监督机制。这次代表大会不仅撤销了政府中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还把原先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在党中央委员会隶属下、由一位书记主管的监察委员会，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一机构的监督监察职权。一方面是，取消了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全权对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进行监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另一方面，却又无限扩大了党对国家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权限，这样就为斯大林个人控制一切、独裁一切，提供了完全合法的、得心应手的机制。

这样，从联共(布)十七大以后，斯大林便开始了真正的独裁极权时期。

5、由对党、对领袖的神化，发展到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获得一种无限的绝对权力，既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也要有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斯大林是深谙其道的。事实上，他在建立自己无限权力的体制机制时，早已在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为自己的无限权力准备了条件。这就是对党的神化，对领袖的神化。斯大林在其出任总书记的早期，主要是着眼于神化党、神化领袖，给全党、全民造成党永远正确、列宁永远正确，列宁和党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印象和观念;而他本人是“列宁的学生”、党的领袖，依此逻辑推演， 他自然也永远正确，永远不会犯错误。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利用1929年12月月21日自己50寿诞之机，在整整一周的祝寿活动中，《真理报》连发《斯大林与党》、《斯大林与军队》等文章，再加上全国各地，包括工厂和集体农庄发给他的如雪片似的致敬信与贺电，开始树立对他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就是党，党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像神一样，是永远正确，永不犯错误的。这样，就从神化党、神化列宁、神化领袖开始，到斯大林即等于党，等于列宁，进一步完成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有了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神化，加上党和政府机构设置上的无限权力机制，二者两相结合，斯大林的一言九鼎、极权独裁地位就完完全全确立了下来。

然而，仅有这种像帝王一样的无限权力，并不见得会剑指宫廷，向自己的统治集团开刀;这里还得添加一味催化剂：具有专制主义的权力观。

6、专制主义的权力观：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是唯一的最高价值

在近现代世界上，大体存在着两种权力观：一种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一种是民主主义的权力观。民主主义的权力观，主张主权在民，即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 人民是权力的最终决定者，也就是主张民权，即权力归民享民用民有;另一种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主张权力归专制者个人所有，或者赤裸裸地主张“君权神授”， 宣扬统治者的权力为上天赋予，其权力代表“天意”;或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宣扬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却没有任何民意授受的程序和机制，就径直由一人专断独裁一切。这种权力观，认为权力高于一起，把权力视为最高价值;为保护、维持这种权力，可以动用一切，不惜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哪怕血流成河，哪怕洪水滔天。而民主主义的权力观，以民心民意民权为最高价值，当看到有更好的途径可以维护、实现这个最高价值时，当权者可以坦然地自愿让出权力， 放弃权力。而对专制主义者来说，让其放权，无疑于与虎谋皮，因为在他看来，权只能为他独享独有，如此才天经地义。而失去权力，对他就无异于失去生命;为权，为这个唯一的最高价值，专制者可以豁出一切，包括党和军队，包括国家和人民，一切的一切。

不管口头上怎么说，斯大林在骨子里，心灵深处，实际上抱的就是这样的权力观念。当他大反布哈林，推行同列宁新经济政策相背的方针路线，实行工业化“大跃进”、强迫集体化而遭到严重挫折，引发全面经济紧张，甚至引发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激起党内对他权力的质疑，在党的十七大上丢掉近300张票，败给基洛夫时，他不是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党心民心的向背，而自动放弃总书记职位，而是为维护这一权力，不惜伪造投票结果， 并大搞“秋后算账”，悍然发动“大清洗”，把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党代表大会代表逮捕过半，对全党和所有反对派进行全面镇压。结果，株连、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造成1937—1938年间68万多人被杀，300多万人被捕，至少近250万人被作为政治犯处理，[4]至于遭受株连者，则以千万计。

还不仅仅限于战前这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战后，当斯大林怀疑军内党内出现对其不忠的苗头，感到权力、威望受到威胁时，再次向党内、军内干部开刀，制造了“航空工业案件”、“明格列尔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等，仅在“列宁格勒案件”一案中就冤捕冤杀2000多人，甚至连当时党内最年轻有为、最有前途，并看好未来党政接班人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也蒙冤受屈，不能幸免于而死于非命。

斯大林“这把刀子”为什么会向共产党自身开刀，而几乎导致党和国家统治上层的自废武功?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综合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既看到俄罗斯教派厮杀恶斗的“大”传统，又看到俄国革命运动中党同伐异的“小”传统;既看到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把阶级斗争“利器”指向党和人民内部的理论错误， 又看到从神化党、神化领袖，到最终神化斯大林个人，造成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整个造神过程;既看到苏联党政高度合一，最后党也长入国家和经济权力机构，成为其核心枢纽，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则变为独裁者和极权者，同时也联系到专制主义权力观对斯大林所起的异化、腐蚀作用，对他心灵所产生的毒害，——只有对上面这一切因素，所有方方面面，做出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斯大林“这把刀子”对其统治集团自身实施“自残”、几乎“自废武功”的深层原因。

在从古至今的世界历史上，像斯大林这样的当权者，将刀剑指向统治集团内部，大开杀戒，是十分罕见的。他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造成统治集团上层的自残和瘫痪，实际上在战争临近时刻让自己的军队变成一条无首巨龙。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苏德战争初期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大林为什么剑指执上层，造成统治集团自残如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是何种指导思想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过去似乎也浮光掠影地有所涉及，但是要说谈论得全面、深入，且令人信服，似乎又非如此，因此，对此进行深入思考，予以集中地阐述和回答，还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为什么要大清洗

十月革命后，苏共虽然建立了数量多达三四百万人的军队， 并用这支军队打败了沙皇的残余力量，但是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基本是文盲，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连字都认得不多。

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波兰战役时，他当时是429团的副团长，右邻的427团丢掉了阵地，部队陷于混乱之中，旅长命令他接任427团团长并在一个晚上把阵地恢复到原来状态，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办不到，旅长立即下令逮捕他并把他送去军事法庭，押出一段距离后又押回来，再次命令华西列夫斯基接任427团团长并恢复阵地，华西列夫斯基再次认为办不到，旅长于是下令撤了他的职，降为排长。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红军合格军官的缺乏，已经到了要用枪逼着原沙皇军官指挥红军的地步。

这样一个状态对红军是危险的，这样的红军打打沙皇还可以，去打更为强大的德国就非常危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打实力远不如德国的波兰时，红军的指挥错漏百出，以致最后输了华沙之战。

斯大林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创办各类军校紧急培养军官，朱可夫等人就是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当这些合格军官培养出来后，斯大林用他们替下了原来那些文盲，这就是大清洗。

大清洗中升上来的指挥官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基础是扎实的，战争中积累了经验后，他们变得战无不胜，一直打到了柏林。

反观那些老将，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人，开战之初打败仗，战争后期还是打败将，军事素养的不足妨碍了他们水平的提高。

如果斯大林不是搞大清洗用军校生替下了原来的文盲，苏德之战一定是德国胜利!

斯大林为什么要大清洗

苏联“大清洗”，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1939年发动肃反，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

“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个联共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难怪托洛茨基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这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

说法一：苏联官方认定350-450万人

“大清洗”运动中的镇压人数，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

首先看看俄罗斯人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此人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是当时少数能够看到最机密档案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有多处涉及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和规模。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数字等比较权威的资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这悲惨的两年里，大约有350-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60-80万人是判了死刑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对被镇压者的人数作一个保守的估计。”沃尔科戈诺夫说：“我有许多文献，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明，350-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

这一结论与两年后苏联公布的官方说法比较接近，但仍有出入。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作为官方说法，无论是资料来源还是调查结果，均有一定可信度，但统计显然不够全面。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些人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范围。

苏联的许多大型建筑工程，如地铁、水电站、运河用的都是劳改犯。这是非常残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极圈工地劳动的劳改犯，他们的服装和其他装备都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更不用说劳动了。这些人据说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的劳动，然后就会“消失”。这部分死亡人数至今官方仍未能提供确切的数字。

而且，只有中央一级公布数字也是不够的，如果不配以各地区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统计，统计数字很难做到全面准确。特别是“大清洗”时期，无法无天现象极端严重，地方各级“肃反”机构乱抓乱杀事件相当普遍，有许多数字已无法统计。

在苏联“大清洗”和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还有许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谓“破坏集体财产罪”、“破坏国家财产罪”、“破坏生产罪”、“破坏劳动纪律罪”、“不能完成播种计划罪”，等等， 其中有大量过不当罚、罪不当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颁布的“麦穗法”， 一些人只是在集体农庄麦田里揪了几穗麦子，就要被关进劳改营达10 年之久。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决的。其实， 他们作为“破坏分子”，犯了“破坏集体财产罪”，属于政治罪。

类似的例子在那个时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区，两个少年因为夜间牧马时在集体农庄菜园里摘吃了3 条黄瓜，他们就被法院判了8 年徒刑。事实上，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还有30万人因为没有出工、没有完成劳动日的任务、捡了“麦穗”以及其他问题被判刑。

这场镇压运动还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载，得靠师徒代代相传。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 年6 月26 日，通过了《关于转变到八小时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职工擅离企业和机关职守》的法令。依据法令， 职工擅离职守、迟到或早退，要判2 个月到半年(还要扣除25 %工资) 就地劳动改造。按照这种“破坏劳动纪律罪”，仅在1940 年下半年，就有209万人被判刑。

可见，无论“破坏集体或国家财产罪”，还是“破坏劳动纪律罪”，许多因“重大反革命罪”之外而判刑的人，都不在上述官方历次统计之列。

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说法二：俄罗斯民间认同2000万人

关于“大清洗”镇压人数，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同的数字是2000万人。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权威人士是亚·雅科夫列夫。1987年年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处理平反问题，由雅科夫列夫领导。在叶利钦时代，雅可夫列夫继续这一工作。在此期间，委员会为250万人恢复了名誉。毫无疑问，他是能够接触到所有有关材料的人。

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中说，“目前尚无根据可靠文件得出的、能准确反映全国性大悲剧规模的确切数字。”但是他认为，被镇压的天才学者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一杯苦酒》提供了一些比较确切的数字。1954年内务部长C.克鲁格洛夫报呈赫鲁晓夫：1930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压低了——没有列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人数，也没有在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遭镇压的农民和被放逐的少数民族的人数也被忽略了。如果加上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和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受害人超过了1000万。

2000年十月革命节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曾向俄罗斯总统建议，成立统计政治镇压牺牲人数的各部门联合委员会。“准确数字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最终哪怕得出一个大体数字，”他说，他们有多少人?是谁?在什么地方?有哪些类?不仅有被枪毙的，还有饿死的，“要知道，有1000万人是饿死的，死于有组织的饥荒。一次是死于余粮收集制，而另一次是在乌克兰，在我们的南方城市死于有组织的饥荒”。

如果把后面这些数字全加上，斯大林时期，被直接镇压的人数当在2000万左右，占全苏总人口1.9亿的1/10。难怪胡乔木曾经感叹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引证了2000万人的说法。他写道，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人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

说法三：中国学者考证处死仅80万人遭质疑

相比之下，中国苏联史专家吴恩远的考证要保守得多。2002年，他就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进行了详细考证，得出的结果是，从1937年2月斯大林发出“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斗争的号召开始，到1938年底大规模镇压运动结束，苏联因政治原因，直接或间接被处死的在80万人左右。

吴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等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以及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为据，考证出“大清洗”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刑130-150万人左右;劳改营在押人数114万人;判处死刑69万人;流放和驱逐出境2.84万人。

吴还统计了集中营死亡的囚犯情况。1937年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是9.05万人。

综合以上数字，吴认为，“大清洗”期间的镇压规模不超过350万人，其中约80万人被处死，与学术界公认的2000万人相去甚远。

吴恩远据此撰文认为，“大清洗”人数被夸大，中国学者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误导。他在题为《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的论文中说，苏联在“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蔑视法制是极端错误的，触目惊心的镇反内幕发人深思。但西方学界有意利用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数字，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

对这一考证结果，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表示质疑。他认为，吴恩远的考证结果仅仅限于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内，而且是按照合法程序判处死刑的人数，决不是斯大林时期遭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

郑引证1997年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该书对斯大林时期各种类型的镇压牺牲者数量做了一个总结，仅在1937-1938年，内务部就逮捕了157.5万人，有134.5万人被判刑，68.7万人被枪毙。

《共产主义黑皮书》罗列的被害人数清单如下：

1.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这是剥夺富农政策和国家掠夺性的没收集体农庄的苦果;

2.有72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其中有68万是在1937-1938年;

3.1934-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1930-1933年的情况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在30年代总数约为40万;

4.有60万人是作为被驱逐出境者、迫迁者和特别移民死亡登记的;

5.有将近220万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

6.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的集中营和流放区。

按照《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统计，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为1622万，其中各种死亡人数为800万左右。

《共产主义黑皮书》还提供了另一组数字：到1940年1月1日，全苏53个劳改营和425个劳改流放区共关押167万人，一年后为193万人;有20万人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判决或者发送集中营;18000个内务部管理处管理120万特别移民。尽管这些数字是被大大缩小的，但从中仍能窥见30年代涉及苏联社会所有阶层的镇压规模。

链接： 1000万富农被消灭

史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洗”是对社会主义历史上一种恶的现象的笼统说法，泛指苏联20世纪20-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如果基于这一广义理解，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还应当包括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时期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大量农民。这些人因不愿参加集体农庄，或不按规定出售粮食，而死于各种迫害，包括：被直接枪毙的;流放途中因恶劣的条件而死亡的;到达流放地因恶劣的气候和生存条件，缺乏起码的物质装备而死亡的。

这些人没有被列入镇压、迫害、枪毙的名单之内，和那些遭镇压的各级官员、学者、作家等不同，后者多数得到平反昭雪，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平反，连死亡的确切数字也难以统计。但他们是遭受镇压的最大群体，则是不争的事实。

最早正式透露这一死亡人数的是斯大林本人。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中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对话：

丘：“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斯：“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丘：“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斯大林举起了双手，“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4年。”

丘：“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斯：“是的。”

丘：“结果怎样呢?”

斯：“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所‘消灭’了。”

关于镇压富农的人数，曾任苏共中央委员的罗·麦德韦杰夫，在其专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说，在1933年联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有报告称，从1930年初至1932年底，有24万个富农家庭被迁往边远地区。

“这个数字显然偏低。”麦德韦杰夫说，消灭富农分两个阶段：1930年10月以前，迁往国内北部地区的富农家庭有11.5万个;1931年2月，通过了关于富农外迁的第二个决定，一年内就有26.6万个富农家庭外迁，这样，外迁家庭总数就达到了38.1万户。

这还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根据执行外迁任务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关的报告，这些数字没有包括那些迁入实行全盘集体化地区的人，以及当作“小富农”被迁出的几十万中农和贫农。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剥夺“富农”的大致数字，总共约120万户，以每户平均6-8人计算，约800-10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