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7-30 09:20:44
曾子墨是曾国藩后代吗
导语:一个人前凤凰卫视美女主持人曾子墨,一个是晚清风云人物,因为同一个姓氏,有网友发帖:曾子墨是曾国藩后代吗?据悉,曾子墨的爸爸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曾子墨是曾庆瑞的小女儿。曾子墨的妈妈曾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曾子墨老公黎辉据传曾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读书,后在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国内一家IT公司的董事长兼CEO,该公司不久前在美国创业版上市,曾子墨老公黎辉年纪比曾子墨大5岁。
曾子墨是曾国藩后代吗
曾子墨的爸爸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曾子墨是曾庆瑞的小女儿。
曾子墨老公黎辉据传曾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读书,后在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国内一家IT公司的董事长兼CEO,该公司不久前在美国创业版上市,曾子墨老公黎辉年纪比曾子墨大5岁。
2006年8月26日曾子墨与原来在摩根士丹利添惠亚洲有限公司任副总裁的黎辉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结婚。
两个人是在摩根斯丹利认识并发展感情的,黎辉是她的老板,曾书中关于自己曾经运作新浪上市,实际就是当初跟在黎辉身边的作为。
网易娱乐2011年7月20日报道,娱乐圈那些天喜事连连,继赵文卓、胡可得子之,今日(7月20日),媒体人刘春、陈朝华等再报喜讯:凤凰卫视女主播曾子墨昨日(7月19日)产下一子,二公子取名为Damien,现今39岁的曾子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据悉,曾子墨与老公黎辉相识于1996年,二人是在摩根士丹利公司工作期间发展出恋情,并于2006年完婚。
曾子墨结婚了
《新快报》消息“凤凰卫视当家花旦之一的曾子墨要拍电视剧了。”这是近日“张艺谋御用编剧”王斌在博客当中透露的消息。凤凰卫视方面随后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曾子墨即将开拍的是一部名为《知情者之黑球》的电视剧,这也是她的首次“触电”之作。
22日,曾子墨在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时透露,剧中她将饰演一名新闻调查节目主播,通过用虚构的故事将真实的假球案例串联起来的方式,将真实的中国足球呈现在观众面前。另外,感情世界一直扑朔迷离的她还大方透露了一个令无数男粉丝心碎的消息——“我已经结婚了。”当记者代表所有男性粉丝问:“你结婚了吗?”曾子墨爽快地答道:“结婚啦!我之前很少回应过这方面的消息是因为我更希望大家关注于我的工作,在个人的私生活方面,我更希望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希望他们过多地曝光在媒体的闪光灯下。所以你问我结婚了没有的话,我会答,但如果你要是再追问细节的话,我只能说不好意思,那是我的隐私了。”
人物评价编辑
曾子墨,一个初谙世事的中国女孩,远涉重洋,陌生、包容的美国文化接纳了她、改变了她,而她也在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中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女孩的看法。就当她的事业似乎已在世界顶峰时,她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我不想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别人罩在我头上的光环。”曾子墨是一个对新闻工作有热情、有干劲,对财经世界有触角、有判断的女孩子。
“继林徽因之后最正的范儿”(王朔评)。
对于妈妈来说,曾子墨的出生,几乎可以算是一场意外。
那一年,曾家已经有了一儿一女,而子墨的父母,两位本该在大学校园内著书育人的学者,因此,当曾妈妈发现自己有了曾家的第三个孩子时,她的决定是:拿掉它。她请干校的一位老师陪同,去了当地的医务室。“我都已经坐上手术台了,忽然一转头,看见旁边摆着的手术刀上落满了苍蝇。当时我就想,算了,不做了,这要是做了,还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呢。”曾妈妈回忆道,“后来我身边的朋友都开玩笑,说子墨应该有个小名,叫多多,是多出来的孩子。”
谁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多”出来的孩子,在20多年以后,会让摩根斯坦利以苛刻出名的经理们写下“不惜代价、一定要聘用”的评语,更在加盟凤凰卫视之后,以知性和感性赢得了千万观众的喜爱。有人说,凤凰卫视在吴小莉、陈鲁豫之后,已经进入了“曾子墨时代”。
母亲的人生
在曾家,子墨的昵称是“小妹”,因为比兄姐小10岁,小妹在家很受宠: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先紧着小妹。曾妈妈记得,在曾子墨上小学前,家里的条件还不好,子墨总是穿哥哥姐姐留下来的旧衣服,许多地方都已经磨出了窟窿,爱美的曾妈妈就想尽办法,在破的地方钉上漂亮的扣子、绣上一朵梅花、或者用绿色的丝线缝几片树叶。“大家都说小妹穿得真漂亮,可不知道我为补这些补丁熬了多少个晚上。”曾妈妈说。
今天,穿着Armani套装、戴着梵克雅宝钻戒的曾子墨,已经不记得裤腿上梅花形状的补丁,倒是对姐姐从动物园给她买的红色裙子记忆犹新。“我妈这几年特别喜欢忆苦思甜,老回忆她小时候那些事儿。她这一辈子,受的磨难确实挺多的,经历过那么多战争那么多运动,家庭都是破碎的,亲人都是分开的,多少年都见不着面。”
子墨在她的新书中写道:“我妈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少年时代,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着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10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教她开吉普车。
我问子墨:“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像你妈妈一样有一个起伏跌宕、惊心动魄的人生?还是顺顺利利、平安是福?”
她很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我得承认我是一个特别顺的人,没法去想怎么选择,上天安排给我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我今天说为了体验和丰富而去要一个波折的人生的话,我就太辜负老天对我的恩赐了。不过我特别爱看《血色浪漫》和《梦开始的地方》那类的电视剧和小说,喜欢看他们那代人的生活。可能因为自己没有,就在那里面寻找一些丰富多彩的变化。”
女人一定要独立
子墨语速很快,两三句话就能把一件事情说完,是典型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风格;曾妈妈说话很慢,每句话都要想一下,字斟句酌,让我想起老电影里深沉的旁白。很顺的子墨和经历过很多磨难的曾妈妈,在一件事上有着高度的统一:女人一定要独立。
“独立就是你要对社会有用。人家觉得你的存在有价值,才会尊重你,你说的话人家才会真正去听,包括在家里。”曾妈妈说,她对于独立思想的最初感悟,来自于自己的母亲,“我妈妈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她在家里就很受气。所以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读书、要长本事、要自己独立。独立了,才有发言权。”
学英语,是曾家三个孩子少年时代最重要的功课。当时刚刚从干校返回、开始在大学教书的曾家父母,为此不得不节衣缩食。曾妈妈至今还记得,子墨上初一时,家里给她请了两位家教,一对一地教她英语,每周两小时,每小时5块钱。当时,子墨父母的全部月收入是150元人民币。就这样,曾家三兄妹一个接一个,全都去了美国。
“我和她爸爸当时的想法特别坚定,就是要让他们都出去看看,出去学本事,去找一条生存发展的道路,找一个自己独立掌握命运的机会。”曾妈妈说。
“这和当时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子墨说,“当年在国内,你不太能看清前面的道路。如果是现在的环境,估计他们的想法又会不一样了。不过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是出国让我开拓了视野。我觉得,如果有条件,每个人都应该走遍世界。”
现在,走遍世界的子墨又回到了北京,她把家安在这里,工作之余就和父母一起聊聊天,看看她主持的节目,然后一起讨论哪些是进步,哪些还需要努力。每一年,子墨都会抽出一两个星期,陪父母去国外转一圈,旅游,放松,让他们看一看年轻时错过的世界。
“我有时候想,我妈现在也许有点后悔了。”子墨偷偷笑着对我说,“哥哥姐姐都在国外,家里没人了,就我一个算是回来了,可为了工作又得天天在外面跑。”这次采访之前,子墨刚刚从欧洲出差回来,而采访之后的第二天,她又要去日本,一去就是三个星期。
时间流过了30多年,子墨仍然认同母亲的独立观,只不过,对于什么是独立,她有了自己这一代的看法:“我妈妈说的独立其实是指经济上的独立,我的独立更多的是人格上的独立。现在的女人可以选择,我愿意做全职太太还是工作女性。事实上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全职太太,但老公的工作她们也在参与、筹划、帮忙。只要你不是每天都围着另外一个人转,他说什么都是对的,而是保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意见,我觉得就是独立。而且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个我时时刻刻都能看到的、亲近的母亲,可能比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企业家式的母亲更重要。”
“那么,你有一天会放弃工作、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全职太太吗?”
“啊,我可能还是不行。”子墨笑起来,“我觉得我肯定还是得做一件事,无论这件事是什么、能挣多少钱,肯定得有那么一件我喜欢的、有意思的事去做。”
同志式母女关系
无话不说,是曾家人最大的特点。子墨的父母结婚47年了,仍然有说不完的话。“昨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住在北京的台湾朋友,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聊天,聊着聊着一看表,他说哎呀不要再说了,再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干不了事了。因为他要写东西,我要校对稿子。”曾妈妈说。母女之间亦是如此,妈妈在工作上的开心、困难、家庭关系上的隐私都会一股脑儿地讲给女儿听,反过来,女儿有什么也不瞒着妈妈。曾妈妈管这个叫做“同志式的母女关系”。
子墨哈哈大笑:“这就是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说法。我今年春节带我爸妈去伦敦玩,到伦敦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马克思的墓在伦敦郊外,我妈就说马克思的墓在伦敦,她要去看。你想,那些旅游的书,什么《Lonely Planet》之类的肯定没有介绍,我又跑到在酒店去问,人家都不知道在哪儿,因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旅游的地方。最后我就上网去查,才查出那地方在哪儿。最后也没去成,时间实在是安排不开了。她们那代人跟我们的想法挺不一样的。”
拍照的时候,子墨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串卡地亚的珍珠项链给母亲戴上,颗颗珍珠大如龙眼,衬在黑色的衬衫上,宝光流转。我问她:“你买这些奢侈品,也会告诉妈妈吗?”“会啊。”子墨轻松地说,“我这次在伦敦,买包、买鞋他们都陪着我,花多少钱,他们都知道。我也给他们买,可是他们不要。”“他们会不会说‘这太贵了’?”“他们从来不会说这个东西太贵了你别给自己买,他们只会说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别给他们买。我快10万块钱一个包,他们都知道,他们顶多会说,哎呀你怎么又买了一个包,你都有那么多包了怎么能再买一个?这是我妈,我爸连这话都不说。我爸的理论是人应该能挣会花。”
“子墨现在学会报喜不报忧了。”曾妈妈“抱怨”说,“我是看她的书才知道,有一次她在香港和胡一虎主持节目,她晕过去了,低血糖,这个她都不告诉我。”
“我觉得没必要跟她说啊。”子墨笑笑,“我也不觉得这些事有什么‘忧’。老人嘛,就是容易担心,可能我们觉得特别平常的事,他们就会特别担心。所以就不用跟他们说这些了,省得他们操心。但是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没有觉得这些有什么特别不容易的。我们那儿好多主持人都晕倒过,我觉得挺正常的。”
看子墨的书,曾妈妈有两个读后感:一是第一次了解到子墨的风光后面原来有那么多的辛苦,二是感叹,原来小妹的文笔也这么好。
“因为过去老大写了一些东西在报纸上登,我就觉得姐姐的文笔相当好,没有想到妹妹的文笔也那么好。她爸爸一看就说,呀,本来我们家五个人,这个写作的文字表达能力,她爸爸一直以为他是第一,然后我是第二,她姐姐第三,曾子墨是第四,她哥哥最糟糕,是最后。后来呢,我就降到第三啦,她姐姐就提高了嘛。这一次,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还是第一吧,曾子墨和她姐姐应该并列第二,他说你现在是倒数第二了。我说我很高兴啊,倒数第二也很高兴。”
子墨为自己的新书起了许多名字,她最喜欢的是“随风”,但在出版前的最后一刻,这个名字被出版社否决了。眼看着新书就要发厂印刷了,却还没有名字,子墨打电话给母亲求助。“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打电话给子墨说,叫《墨迹》吧。”曾妈妈说,“‘墨’是你的名字,迹有足迹的意思,是你走过的路。”
后来,子墨告诉我,这个名字其实她很早以前就想到过,只不过没和妈妈说,谁知妈妈后来也想到了。“这个,可能就是母女吧!”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大都崇拜曾国藩?
管理的出发点是事的顺序,而权术的出发点是人的服从。管理的本质是规律,权术的本质是谋略。权术服务于规律,这就是公司政治的底线。
中国的企业家中,公开或半公开地以曾国藩为榜样的大有人在,所以我下决心去攻读一下曾国藩的东西,力图搞清楚他有什么值得我们的企业家如此神往?
坦率地说,我读不进去。当然,在这样一个知识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自己读不进去的东西,未必就没有价值,就像我们迷恋的许多东西,也未必有价值。
曾有记者问我:难道公司中没有政治吗?
回答是:当然有。而且十分严重,我甚至可以负责地说,如果目前那些在舞台上依然风光的中国企业家,如果其中哪个不是深谙公司政治的高手,那恐怕早就下台了。
我为什么读不进去?回答很简单。我认为曾国藩的东西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已经过时了,或者说,在中国企业家迷恋曾国藩的的背后,其实暴露出的是中国企业家对现代企业运行逻辑的某种陌生和隔阂!
中国企业家选择了一种对现实十分有效,但却对企业未来发展十分有害的领导方法。
我们发现,正确的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在如何管理公司这一问题上,我觉得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把问题搞错了。在他们那里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员工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而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如何管理员工做的事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
这两个问题好像差不多,但背后的逻辑却有天壤之别!基本的区别在于,在迷恋曾国藩的企业家那里,问题的出发点是“人”,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是如何把人搞定,而在我看来,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事做好。
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一种对事物运行规律把握的技术。而什么是权术?权术是对人际关系进行把握的技巧。管理无疑需要某种技术来增加综合协调能力,但权术却会将企业运行变成政治的游戏!
如果我们去买菜,无论你与卖菜人为价格如何争吵,这都是商业。但如果你不是去买菜,而是你看这个卖菜的人不顺眼,从而想找人不让他卖菜,这就不是商业而是政治。
虽然我们把公司中的权力斗争叫做公司政治,但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本质是有区别的。道理很简单,公司就是公司,公司的本质是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权力的安排。
在全世界任何一家公司中都存在公司政治,但全世界任何一家优秀公司的政治都有非常明显的底线:权力是公司利益的体现!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世界级优秀公司的权力安排,有着十分清楚的逻辑与框架:首先明确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领导权一定是在股东利益的制约下行使。其次是明确的雇佣关系,保证员工在合约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所有的行动都应当符合公司利益。
为什么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中,领导者必须是半个政治家?结论就是国有企业从本质上讲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商业组织!
同样,为什么一旦韦尔奇的接班人上台,另外几个侯选人就要离开GE?为什么摩托罗拉新上任的中国区总裁,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批自己信任的人提上来?结论也很简单,GE要的是公司利益,摩托罗拉要的也是公司利益。
当公司利益明确的时候,权力背后是明确的责任。这就像授权一样,我之所以把权力给你是因为我明确了你的责任。同样,在有明确的责任下,重用谁,淘汰谁就是行使责任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讲的:权力来自于流程——你的权力大小是制度流程赋予你的,而不是谁的任命。
在对曾国藩的迷恋现象中,如果把责任完全推给企业家是不公平的。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暴君往往与暴民共存。我们随处可见若干权谋员工或主管的卓越表现,或者说企业家在明处,这些极富权谋的员工或主管在暗处。
最近一个企业家告诉我,某某著名咨询公司出来的一个MBA到他这儿,没到半年带着一笔生意跑了,跑的时候,还有几万元的出差借款没有还。
在曾国藩那里,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可是说是数不胜数。我相信,那些修炼曾式管理法的企业家们,最后的境界是达到人性上把这类人看得清清楚楚。从而,从第一天起,别说你是MBA,就是归国洋博士,要玩这种阴谋诡计,就像小孩与大人玩捉迷藏一样。只要你三心二意,没等你跑,就先把你清除了。
但是,现代企业管理逻辑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如果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像跨国公司一样强调必须有过去雇主的推荐信,那么这位老总就会发现,这位MBA离开那家著名的咨询公司的时候,还有卡住电脑不还的闹剧。如果财务严格的话,借款也不会几个月不还。
所以,有些问题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权力水平的高低,但实质上却是制度出了漏洞。就看我们的管理者是通过“曾式管理法”中的悟道来识破人性之恶,还是通过制度与文化来识破人性之恶?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似乎说起来很容易。但问题是现代企业是100多年工业文明的产物,除了遵从工业文明的内在演化规律,我们还能做什么?更让我们不容乐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独立于官僚体系的商业组织,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只适用于官僚体系的权术,而没有适用于独立组织的管理。
管理的出发点是事的顺序,而权术的出发点是人的服从。管理的本质是规律,权术的本质是谋略。权术服务于规律,这就是公司政治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