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是哪个系的

孙传芳是哪个系的

导语：遥望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了!其中北伐三大军阀，其中孙传就是其中的一位!可是孙传芳是哪个系的?孙传芳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简介(1885—1935)，字馨远，山东泰安范镇人，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属于直系，但并非曹锟、吴佩孚的嫡系。他可以称得上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几年中，他凭着自己的多谋善变，使得势力逐渐扩大，曾一时称雄于东南五省。

孙传芳是哪个系的

孙传芳是直系军阀。

孙传芳曾经是吴佩孚、曹锟等直系军阀的直接下属，1925年10月发动反奉战争后，驱逐沪、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聘日军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成为直系后期最大的军阀。所以应该说孙是属于直系的，而皖系的代表人物是段祺瑞，孙与段之间实际并无太多关联。 孙传芳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传芳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可见孙与皖系并非一体。

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属于直系，但并非曹锟、吴佩孚的嫡系。他可以称得上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几年中，他凭着自己的多谋善变，使得势力逐渐扩大，曾一时称雄于东南五省。其他书中称孙传芳为皖系实属误导,其实他不属于段祺瑞的皖系,而是自成一系新的北洋军阀。

孙传芳经陆军部复试后，返天津督练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的统制为马龙标，驻保定;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第五标的标统为王金镜。孙传芳为人健谈，善于应对联络，不仅在本协本标内与人相处融洽，即对于他镇他协亦常有来往，因此颇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调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1912年，孙传芳曾随王占元在河南省固始一带参加“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的战役。1913年北洋军阀势力始向长江流域伸延，袁世凯派段祺瑞兼代湖北都督;令王占元率第二师进驻湖北，兼任湖北军务帮办。王占元提升孙传芳为该师步兵第六团团长。此时孙传芳与师参谋长何佩溶成为王占元之左右手。1915年王占元代湖北将军，当以何佩路为参谋长，因何常驻北京联络，王占元乃派孙传芳代行其职。1916年，王占元任湖北督军，调任孙传芳为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17年，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颇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时常充当湖北代表对外接洽公务，有时甚至代表督军检阅师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之势。

1920年夏，湘军袭鄂，王占元命孙传芳率兵迎战，湘军败退，旋孙传芳接任第二师。同年7月，直皖战争起，皖军战败，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领曹锟意旨，将皖系之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押武昌，以孙传芳代替，并由孙传芳改编皖系残馀部队。

1921年，湘鄂战争又起，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传芳派孟昭月及张允朋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湖北督军王占元虽系北洋旧人，但曹锟、吴佩孚见王庸懦无能，克扣自私，早有更换之意;此次抵御湘军作战不利，加以当时财政窘困，饷不以时发，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等地先后激起兵变多起，于是便决计迫王下台。在湘鄂战争初起时，曹、吴即发兵援鄂，由吴佩孚亲任援鄂总司令，派萧耀南率二十五师开赴武汉三镇，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吴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语。援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鄂部向湘军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岳阳，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被迫与吴佩孚议和。

由鄂援闽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吴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

直皖战争后，福建督军李厚基试图依附直系，后徐树铮从北京逃来福州，策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李，以帮办代行职务。1922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由江西蔡成勋为之后援，并偕同驻赣第十二师周荫人一同前往。孙传芳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面允由湖北萧耀南接济开拔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枪支弹药。为此孙传芳又来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从汉阳兵工厂领到约值7万元的弹药。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绪，孙传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复由九江秘密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在适当时机夹攻浙江卢永祥的协议。

福建帮办王永泉，直隶省人，亦系留日士官生出身，当时在直系大军压境下，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孙传芳致电王占元说明周荫人援闽，希双方合作，王占元当即复电欢迎。周荫人率部由南昌经抚州(临川)，由杉关入闽，经邵武，沿闽江而下，直抵福州，与王永泉同学相晤，畅叙旧谊。孙传芳亦督第二师两个旅并配备炮兵工程，相继入闽，留张俊峰旅驻扎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驱福州。孙、周二师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顺利地进驻了福建。

1923年3月，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以刘宗纪为参谋长，王永泉仍留任帮办，周荫人任闽北护军使。孙传芳与王永泉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关系并不融洽，加以福建军政实权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孙传芳决计驱王。10月，周荫人袭击王永泉，王军驻扎在福州甚少，无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处，又奔厦门，后声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驱后，臧致平、杨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闽南兴兵反孙传芳，意欲联合粤、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联合发起倒直战争。1924年春，孙传芳抽调兵力，交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杨发动进攻。双方在同安一带展开鏖战，臧、杨败退，经由漳州、龙岩，最后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卢水祥。闽南民军纷纷通款于孙、周，闽事大定。

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退入浙江境内，为卢永祥收编，对江苏齐燮元有所威胁，成为齐进攻浙江的借口。1924年9月，江浙战争起，双方陈兵于淞沪之间。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之密谋，在此江浙战端初启之际，孙传芳即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援苏，吴允其所请。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齐。是时，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援助卢永祥，通电讨直。

孙传芳挥师北上，直指闽浙界上之仙霞岭。孙传芳派卢香亭及谢鸿勋两个旅向仙霞岭挺进，命孟昭月旅为后继。浙江方面，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调布前线，杭州由陈仪、张国威之地方旅团及夏超警备队驻守，衢州、江山等后方仅留臧致平、杨化昭部及地方部队警戒，及闻孙军由闽入浙，临时急派陈仪旅及张国威炮兵团增援仙霞岭。卢永祥系山东人，本来在浙江的地位就不十分巩固，沈钧儒等浙江人士曾一再提出地方自治，江浙战争起，更促进浙人倒卢之举。卢派陈仪、张国威抗孙传芳，但陈始终未去前方，张则白旗高挂，开门迎敌，借以驱卢。孙传芳进入浙境后，即任命张国威为炮兵总司兵，并令其为向导，直取杭州。卢香亭及谢鸿勋率部长驱直入，在江山扫除臧致平、杨化昭部后，经衢州、严州，循富春江而下，顺利地抵于桐庐，同时孟昭月亦攻破温州等地。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退守嘉兴。孙传芳又在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的欢迎下，和平进入杭州。

然后，孙军乘胜追击，与齐燮元部夹击卢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只得通电下野。孙、齐连翩莅沪，执手言欢。卢残部约五个师的兵力，悉为孙传芳收编。

1924年9月，曹锟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授恪威上将军勋位。

称雄东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曹锟被冯玉祥囚于中南海延庆楼。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

第二次直奉战争本来因张作霖援助浙江卢永祥引起，奉系得势后，即派张宗昌率师挟卢南下，向江苏齐燮元夺回地盘，因而孙传芳复有唇亡齿寒之危。孙传芳本系曹、吴所培植并以驱浙卢而发展起来的，现曹、吴既倒，孙传芳应如何适应新形势以谋自处，孙传芳看风使舵，决定首先应取得奉张之谅解，借以缓燃眉之急。于是，孙传芳派两浙盐运使王金钰与奉系取得联系，王与奉系将领杨宇霆系士官生同期同学，通过杨的关系往见张作霖。张此时亦有意笼络孙传芳，遂派邢士廉向孙传芳修好，停止向浙进军。张宗昌率部攻克上海后，约孙传芳会晤，结为金兰。齐燮元被迫下台，不久卢永祥出任江苏督办，与他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妥协。

1925年春，孙传芳派人去北京奔走于段祺瑞门下，以取得段对他的谅解与支持。段也有意拉拢他，在孙传芳得第三个男孩时，曾遣龚维疆(与孙在日本同学)来杭致贺，并以翠根小玉牛相赠。孙传芳表示段为其师辈，自当竭诚拥戴。为了讨好粤方北伐军，复令赴沪面见章太炎，晋贽2000元;又访国民党要人张继，试图与南方联络，以缓后顾之忧。孙传芳一方面积极打通各方关系，一方面整顿内部实力，等待机会，再图扩张。

孙传芳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传芳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其后，他又对部队加以整饬扩充，兵力益强。

1925年秋，奉军陈师长江，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驻南京。其后，复派刘翼飞及赵鸣皋两旅开赴上海。与此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孙传芳对宁沪财富之区，本已垂涎三尺，现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传芳不得不谋求对策。他看出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同时当地士绅如张謇、张一磨等人也反对奉军据苏。因此，孙传芳决心与奉张一决雌雄。

早在1925年3月，孙传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筹措军费，接济浙江。4月，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张之决心，并转达孙传芳愿与冯结为金兰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开封会见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岳维峻，商定如何共同夹击奉军。其后，又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5万元赠吴。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劝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共同驱奉，定下里应外合之密谋。

同年10月，孙传芳出敌不意，骤然响起反奉号角，由江浙边境分三路出击：以李宝璋师直扑上海，以卢香亭师渡太湖袭占丹阳，以谢鸿勋师经宜兴攻取南京。杨宇霆趾高气扬，对他与陈调元之密谋毫无准备，以至措手不及，急令奉军撤退。安徽姜登选身边五军队，也只好仓皇离蚌。奉系各师溃兵麇集下关一带，舟少人多，争先抢渡，乱作寻团。这时，陈调元一面将其部队布置城内下关准备截击，并联系海军驻江鱼雷艇司令甘英一致行动，一面设宴为撤退的丁喜春饯行。席未终，下关争渡之师众已被包围缴械。陈又电饬在乌衣车站之安树珊部截击渡江奉军，因电令迟到，杨宇霆已过乌衣北去，后续渡江奉军多被截留，枪械财物，均被没收。孙传芳钱塘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长驱直入，直抵石头城下，沿途溃军尽为孙传芳所俘获。

孙传芳督师抵南京，不暇入城，随即渡江逐北。是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孙军北上后，与张南下之部队交锋于津浦线上。一年前孙、张还结金兰之好，曾几何时，今又兵戎相见。11月初，孙军谢鸿勋师与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部一击而破，谢师遂占领蚌埠，施在固镇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孙传芳决定立即处决。当时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命李宝璋在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

孙军继续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孙传芳既席卷苏皖，急欲造成一个新局面，筹划建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体系，壮大声势。孙传芳在徐州大摆庆功宴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0月，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又派手下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阁为秘书长兼浦口商埠督办，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为宣传处长。各省省长的安排为：江苏省长陈陶遗，浙江省长夏超，安徽省长王普，福建省长萨镇冰，江西省长李定魁。

孙传芳为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俞志韶、章炳麟、李根源、刘之杰、张联菜、蒋方震、贾恩绂、王金钰、赵恒惕、王懋赏、丁文江、傅筱庵等人。又聘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800元，优礼有加。

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及入闽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属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馀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赣诸水流域。财政最为命脉，赖有善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江、浙、皖赋税素丰，上海商业兴盛，皆属富庶之区。溯自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孙传芳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巨绅张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孙传芳的军需李文典，字焕章。也对孙传芳有很大帮助。孙传芳统辖东南五省，成为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趾高气扬，睥睨一切，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

退据江苏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

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手下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传芳对此甚为不满。1926年4月，吴、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传芳作壁上观。

正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当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他，促他出兵。孙传芳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待援兵急如星火，孙传芳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赣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闻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他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赣南、赣西合力夹击，孙军溃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间谍纵火焚毁，孙传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唯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止，纷向九江逃奔。孙传芳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成竹在胸，按兵不动。他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孙传芳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时在1926年11月。

卢香亭随孙传芳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惟江苏一省而已。

再次联奉

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他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1926年冬，孙传芳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以及孙传芳、刘宗纪。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同年11月，孙传芳派手下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对孙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表示不咎既往，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1926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传芳抵津后，立即派手下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时间，张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手下迎孙传芳。人们陪同他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今，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允为他接济军械，孙传芳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省长夏超谋变，为孙传芳处决，改派陈仪继任省长。陈系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传芳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为浙江省长，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讵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传芳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事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他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

1927年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督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毕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撤。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朋友劝孙传芳反正，参加北伐，孙传芳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他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传芳奉张作霖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督战。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蒋介石南逃。蒋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璋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赍30万元劳军。蒋介石受挫后，二度辞职赴沪。

孙传芳于旗开得胜之时，自恃将多兵众，贪功心切，又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蒋、桂分裂，认为有隙可乘，于是一意孤行，决计渡江。其渡江作战之部署，集中于浦口至大河口一线，背水借一，分三路挺进。8月底，首由第一路郑俊彦指挥第十师由浦口强渡，被国民党军舰开炮击退，孙传芳下令再渡。第二路为主力，由刘士林指挥其第十四师、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第四师、段承泽第九师、崔锦桂第八师、陆殿臣第十三师在大河口一带强渡，段承泽师首渡占领龙潭车站，其他各师相继过江，但在国民党海军及南岸守军之狙击下，舟复人溺，伤亡惨重。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包围。第三路马玉仁指挥张仁奎旅由扬州渡江，袭取镇江，亦失败。在国民党军猛攻下，渡江大军死伤枕借，溃不成军，自指挥官以次，争先渡江北逃，死的、伤的、被俘的、落水的，兵败如山倒，此役损失4万馀人，元气大伤。国民党军乘胜过江北进，夺回蚌埠、徐州。

孙传芳受此重创，仍不死心。张作霖亦不惜出钱输械，为其打气。孙传芳又招兵买马，力谋补充。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军阵势，置奉军主力于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置张宗昌直鲁联军于津浦铁路、置孙传芳所部于鲁西共同对抗蒋介石。1928年春，他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将所部组成三个军：孙传芳以总司令自兼第一军军长，以马葆珩为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第二军军长，兼济宁守备司令;李宝璋为第三军军长，兼守备副司令。孙传芳亲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一带挺进，先后经过两次战役：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后路空虚，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 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邱、河间、宝坻一带，他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待时机。

国民党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1928年12月29日，张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传芳意在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他曲意与杨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甚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急欲除之。1929年1月10日，张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

孙传芳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孙传芳又劝张与阎、冯取一致行动。张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

归隐佛堂

“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在天津的日本势力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便开始拉拢孙传芳加入日本势力。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他出任伪职，而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内心还是不愿意当亡国奴，因而严词拒绝。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便劝他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 孙传芳便与靳云鹏共同出资，将坐落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

死于非命

1935年11月13日午后，被孙传芳俘虏后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隐姓埋名十年终于在孙传芳修建的“居士林”中用勃朗宁手枪三发子弹刺杀了杀父仇人孙传芳。孙传芳之一生野心勃勃，迷信武力。他在某次挑战电文中说：“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真是滥杀无辜，然终死于非命。

孙传芳终年51岁，葬于北京植物园。

孙传芳是哪个系的

孙传芳简介(1885—1935)，字馨远，山东泰安范镇人，直系军阀首领。

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3年率部入闽，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皖系卢永祥，占据浙江。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军阀。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亲赴九江督战，阻挡北伐军东进，失利后潜赴天津向张作霖求援，任安国军副司令。1927年2月继续组织兵力阻止北伐，8月率余部渡江反攻，与蒋、桂军在南京龙潭一带激战五天后不幸失败。1928年春，与蒋介石、冯玉祥部作战，最终兵败。

1935年11月13日，军统局借刀杀人，利用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态，诱使施剑翘将孙传芳刺杀身亡。

孙传芳成为吴佩孚手下一名干将后，称得上是“前途一片大好”。

吴佩孚想在湘鄂休战之后，与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和好，于是打算让孙传芳去长沙作说客。孙传芳当然愿意“效劳”，因为一方面可以在吴佩孚面前显示一下才华，给吴一下好印象;另一方面，与赵恒惕修好，对自己也有好处。所以，第二天，孙传芳便匆匆忙忙赶往长沙。

赵恒惕，一个权利熏心的军阀。不久前刚刚用阴谋手段把他的顶头上司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逼下台，自己担任了湘军总司令、代理督军。然而，赵恒惕此时毕竟只是一个师长，夺了位并不一定有影响。所以，夺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造影响，造影响的第一件事就是搞联省自治。赵恒惕的“联省自治”出笼不久，赶上了“湘鄂之战”，他想通过战争和湖北联合起来。结果，王占元被赶下台了，来了个吴佩孚。赵恒惕眉头锁了起来：“吴佩孚可不是王占元，吴佩孚是个有军、有权、有野心又有学问的人，和他联合不易。”

就在赵恒惕心神不定的时候，孙传芳来访。

虽然赵恒惕满腹狐疑，曾与自己鏖战了8日的孙传芳竟然来访，他不免吃了一惊。他不知道孙传芳的来意，但还是热情的接待了他。

寒暄之后，孙传芳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他说，湖南、湖北历来唇齿相依，生死与共。吴佩孚临鄂，第一大愿就是同赵督修好，开创一个永远和睦的新邻里关系。湘鄂失和，原因很多，希望往日那些不愉快的事一去不复返。湖北和湖南依然能和睦相处。

赵恒惕是个生性内向，极端阴险的人，为权为利，不择手段。在湖南，他和谭延闿、程潜并称“三驾马车”的，而谭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却十分有恩于他。他却忘恩负义，第一目标就是排谭。谭被排挤走了，现在又一心排程。目前的所谓援鄂之战，实际上是赵恒惕扩张野心作祟。他却没有想到，走了个马夫将军王占元，却来了个赫赫半天下的儒将吴佩孚!对于吴佩孚，赵恒惕既敬而又畏。

能与湖北修好，是赵恒惕求之不得的事，赵恒惕与孙传芳在日本东京共同参加同盟会时，就并不同心。二人的关系可谓一般。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赵恒惕既想谋求一个与邻和睦的局面，以便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给老同学一个顺水人情，重新修好。于是，他欣然同意与湖北修好。

游说任务完成得很好，孙传芳回到武昌，大受吴佩孚的赞赏。不久，孙传芳又作为吴佩孚的代表同赵恒惕的代表坐在一起，商讨达成了《湘鄂正式和约》，为直系缓和了南方的紧张局势。

但是，赵恒惕将议和条件带回长沙之后，遭到湖南各界群起而攻之。恰巧此时川鄂战争又爆发了，孙传芳遂带着第二师前往宜昌、荆州等地布防。

原来，川军总司令刘湘与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约好合攻湖北。正当川军出三峡攻宜昌时，赵恒惕却与吴佩孚议和。于是吴佩孚又匆匆率大队人马前往宜昌，在海军舰队的支持下，猛袭川军，川军抵挡不住，先后退出南津关等地。10月上旬，直军克复秭归、巴东、兴山、长阳各地。但真正攻川，实也不易。吴佩孚虚晃一枪，收复鄂境后，便命令：“川军此战，必定别有计划，即遇川军亦不得进攻。”加上广东北伐军有北上之意，于是便向刘湘求和。

刘湘也见好就收，于是派出代表张梓芳到宜昌谈判议和。吴佩孚便对孙传芳说：“馨远，我打算让你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一职，驻守宜昌，保护鄂西门户，你为我全权代表进行协商停战和约，对付四川的责任交给你。”

孙传芳装出没经验的样子说：“大帅，折冲尊俎之事，我毫无经验，应该以何种条件去谈?”

吴佩孚说：“记住：‘保境安民’四个字，条件可以多提，最后的条件只在川军退出鄂西一条，漫天开价，就地还钱。”孙传芳心领神会，经过十天的讨价还价，12月22日双方拟定了议和草案。

从此孙传芳便驻守在鄂西，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吴佩孚的控制，处鄂西一隅，却可以单独处理一些除军旅以外政治、商业、教育、民生各方面的事务，学到不少知识。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政治的最高形式，是以战争或实力来解决问题的，打仗便是打政治，打心眼。此时，他已不想做一个打打杀杀的军人，而要做一个有政治主张的政治军人。很快，这个时机便被他等到并抓住了。

1921年4月28日晚至5月5日进行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胜利，奉张败退关外。吴佩孚踌躇满志，准备以直系力量重组中央政府，设计出最优政治方略，以图日后“武力统一”中国，他思虑再三，认为只有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帜最有利。孙传芳秉承吴氏之意，替吴放炮，通电全国，赞成“恢复法统”，充当吴佩孚的急先锋。

电文于5月15日发表，电报的大意为中国分裂成南北两个政府，起源于1917年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废除约法，故孙中山南下护法，成立政府。现在要实行统一，当恢复张勋复辟前的政治局面，请黎元洪复位总统，召集1917年的旧国会，而南方政府的非常国会和北京政府的新国会通通应在取消之列，从而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并选副总统，如果有人胆敢反对，当以武力消灭之。

其时好多人都问：“孙传芳是何许人也?”知根知底地便说：“就是那个和湘军大战八昼八夜的拼命将军。”

“没想到，一个能打猛仗的武夫，竟是有政治头脑的人，对此人要另眼相看。”孙传芳一电，便身价十倍、名声大振。

其实“恢复法统”的主张，并不是孙传芳的“知识产权”，完全是吴佩孚的政治倾向与暗示，这是直系攫取最高权力的一招妙棋。据说，孙传芳的通电稿是孙丹林代拟的，请孙传芳照稿拍发。

现任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是1918年直系、皖系、奉系势力均衡、斗争激烈情势下各方妥协的产物。徐世昌是个被认为八面玲珑，各方能接受的人选。直皖战争后，原来的均衡格局被打破，吴佩孚便要解散安福国会，取消徐世昌的总统职位，他说过：“如果直皖战争结束，仍是东海总统(徐世昌晚号东海居士)，我唯有解甲归田而已。”但是直皖战后，直奉矛盾又尖锐起来，张作霖支持徐世昌，直系不得不暂时妥协。直奉大战以后，徐世昌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但徐世昌如何下台，直系曹锟如何取得总统的位置，需要玩个障眼法，要合理地过渡一下，政治魔术师应运而出。

为直系大拍马屁的著名政客，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外号“吴大头”)，便想出了“恢复法统”的锦囊妙计。自认聪明的吴大头原以为与张作霖都是东北老乡，张能胜利自己便是“新朝宰相”，没想到这一宝押错了，奉系大意翻了船。还是这一锦囊，吴转托直系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转售于吴佩孚。吴景濂与王承斌是表兄弟，都是辽宁兴城人。吴字廉伯，王字孝伯，一文一武，时称“兴城二伯”。王进言于吴佩孚，此计正合吴的胃口，恢复法统，一石三鸟，大喜过望：

第一，孙中山与西南诸省是以“护法”揭橥反政府大旗的。恢复法统，自然失去南方军政府存在的法律依据。

第二，徐世昌大总统是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恢复法统，徐世昌便要挟铺盖卷走人。

第三，恢复法统，本身便有统一南北，再造民国的含义，又能为曹锟选为副总统，继而再“高升一步”实行合理合法的过渡。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吴佩孚授意孙传芳发表了这一著名的通电。孙传芳“恢复法统”一电，在国内引起“轰动效应”。为了取得加深世人印象的“广告效应”，孙传芳再接再厉，将矛头对准最高峰，使一柄两刃枪刺了徐世昌，又戳了孙中山。5月28日，孙传芳又放了第二声大炮：请南北总统同时下野。孙传芳这两通电报，成为民国历史上之名电，他从此亦成为政治军人而活跃在政坛上。

翰林出身的徐大总统，也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时候。他心知肚明真正的后台是曹锟和吴佩孚，此时如果再眷恋于高位则是自找没趣。

虽然内心里抱定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怆心情，但在面子上还得装出一副富贵如浮云的高姿态，5月31日发一通文绉绉的电报，表明“愿意”下野的心迹。6月1日，旧国会议员吴景濂、王家襄纠集203人联名发表宣言，指斥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窃位数年，祸国殃民”。做足了垫场工作之后主角终于出场了，吴佩孚在6月2日致电徐世昌敦请其下野。

是日，一肚子苦水的徐世昌终于咬咬牙，狠狠心，发辞职电令。徐世昌凄凄惨惨地告别总统府，携家眷前往前门车站乘车赴津。他有咏兰花诗，表现了当时的心情：

本是山中草，孤芳惬幽抱;

何日到人间，盆盎侪凡草;

主人护惜勤，开落惊寒早;

何如处岩穴，苍翠忘荣搞;

春雨江上山，放风海西岛;

长伴采樵人，烟月林泉好。

6月3日孙传芳发江电，敦请黎元洪复职，孙传芳在敦请黎元洪复职的活动中，没有与曹锟、吴佩孚、齐燮元、田中玉、萧耀南、陈光远、冯玉样、刘镇华、马福祥、张锡元等联袂，而是自己单独劝进，隐隐已有独树一帜，另立门户的苗头。

对于孙传芳的通电，孙中山并没有像徐世昌那样一吓就跑。孙中山依然指令北伐军向江西边界进兵，吴佩孚收买孙中山的陆军总长陈炯明于6月16日发动叛乱，炮击观音山粤秀楼大总统府，孙中山蒙难“永丰舰”，后于8月上旬经香港回上海，实际上也和下野差不多。

为了酬答孙传芳的劝进之功，7月19日，大总统黎元洪令：孙传芳为格威上将军。

1922年末，福建政变，李厚基被赶出福建，一时期，福建大乱。直、皖、粤及闽省原有军队和土匪民军等各种势力逐鹿福建。

直系为了控制福建，作为统一两广的根据地，1922年12月任孙传芳为“援闽”总司令，兵进福建戡乱。孙传芳正愁没有机会霸土称王，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做好各种准备，利用原闽军王永泉为内应。

与孙传芳一起受命援闽的，还有陆军第二师师长周荫人。1923年3月初，孙传芳、周荫人率两师从杉关进入闽境。他们深恐王永泉狡诈多变，以伏兵进攻，为防犯不测，周师为前锋，孙师殿后，以戎备行军态势，步步为营，沿闽江东下，没遇任何抵抗，顺利到达延平。周荫人率其所部十二师二十四旅孔昭同部驻扎闽北，作为后援，以备不测，命二十三旅李生春部进抵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