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7-26 17:50:26
段祺瑞和张作霖谁厉害
导语:一个是东北王,一个是六不总理!段祺瑞和张作霖作为民国时期的大军阀谁是谁非呢?段祺瑞和张作霖谁厉害些呢?一个是土匪出身,一个是袁世凯得力干将,在袁世凯倒台后,段祺瑞和张作霖作为北洋军阀的头头,明争暗斗,为了争夺个人权利,不惜发动战争!是本来不堪的旧中国雪上加霜!
段祺瑞和张作霖谁厉害
曹锟当上总统并不能缓解内部矛盾。直系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暗中与已经下台的皖系段祺瑞、关外的奉系张作霖等人结成“反直同盟”。这个同盟结成以后,一心要推翻曹锟、吴佩孚等人。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率领早已虎视眈眈的奉系十几万大军兵分四路向关内杀来。曹锟连忙请洛阳的吴佩孚到北京来指挥军事。吴佩孚到北京的时候,曹锟率领冯玉祥、王承斌等直系大将到北京车站列队迎接。吴佩孚也很快指挥直系兵分四路,抵挡奉系的进攻。说来也奇怪,各路军阀掌握了中央政权以后,军队的战斗力都不免下降。之前皖系掌握中央政权四年,还大借外债训练部队,结果几天时间就被钱粮都不如自己的直系部队打得稀巴烂。这一次,直系部队在北京养精蓄锐了四年,面对奉系的进攻也节节败退。吴佩孚心中焦急,亲自到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却不想他前脚刚走,冯玉祥就发动了兵变,率军从前线以每日急行军两三百里的速度杀回了北京。留在北京的孙岳打开了北京城门,放冯玉祥入城。冯玉祥将曹锟软禁,并强迫曹锟下令解除吴佩孚的全部职务,将自己军队改名为国民军。吴佩孚在前线闻之,知道大势已去。他还想率军回北京救出曹锟,却不想军队一触即溃。在国民军和奉系军队的夹击下,直系大军一败涂地,多数被缴械投降,少数由吴佩孚带领从海路南逃。自此,直系的四年统治被推翻,北京政府进入了奉系控制的第四个阶段。
奉系首领张作霖是正儿八经的土匪出身。在晚清乱世存在着一个说法,说一个人要想当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杀人越货当土匪,然后受招安。你杀的人越多、动静闹得越大,招安时得的官也就越大。全国各地就出现了许多像张作霖这样土匪出身受招安的军阀。当时说“北有雨帅,南有干帅”,这个“雨帅”指的就是张作霖,张作霖字雨亭;那个“干帅”指的则是广西的陆荣廷,陆荣廷字干卿。两人都出身绿林,据说一次在北京相聚,都想把对方比下去。天上有一只鸟飞过,陆拔枪便射,飞鸟应声落地。张作霖当时没带手枪,天上也没有鸟了,他就脱衣扯裤说:“看谁带花疤痕最多!”结果,张作霖身上有50余处疤痕,陆有80余处。张自叹不如,遂称陆荣廷为大哥。
在土匪横行的清末和民初,东北土匪尤其多。为什么?清末,东北遭受了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两次大战,两次大战使得清朝东北的地方政权几乎陷于瘫痪,土匪四起。张作霖就是这众多涌起的土匪当中的一股,他受招安以后向昔日的同行开刀,逐步壮大自己。民国成立后,张作霖所部被改编为北洋军的一个师,从此张作霖独霸东三省。
段祺瑞和张作霖谁厉害
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冯国璋的直系军阀、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此三个军阀派系是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三个,因此被并列三大军阀。
日本势力最初进入东北是“日俄战争”的战果。
张作霖之前日本势力只有两地一路
张作霖曾经慷慨激昂的对亲信说:“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
话可谓掷地有声,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从张作霖上台前后日本究竟在东北得到了哪些权利来看。
1904 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被日本打败。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政府在清国政府的承诺下,将旅顺口、大连及其附近领土的租借权并与该租借权相关的或其组成部分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转让给日本政府……俄国政府约定,将长春(宽城子)到旅顺口铁路及其一切支线,连同在该地区所附属的一切权利、特权及财产……转让给日本政府。1906年1月23日,《日清关于东三省条约》签订,日本实现了进入中国东北的目的。
日本占领旅顺大连后,延续了俄国“关东州”的叫法。1906 年 8 月,日本政府在关东州设置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陆军部设参谋长,辅佐关东都督掌管军事,关东军即脱胎于此。另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从俄国接收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满铁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的经济机构。
很明显的,日本势力最初进入东北是“日俄战争”的战果:从俄国手中接收了两块强行租借的租借地和南半条中东铁路(日本改称“南满铁路”)的权益。对此,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有明确的界定。他说:“日本在满洲的权利,是因讲和条约由俄国让给的,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满洲绝不是我国的属地,纯粹是清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不是我国属地的地方,没有行使我国主权的道理。满洲的行政责任必须由清国负担。”
请大家记好这个“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张作霖上台之前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的实际情况。
嗣后,清朝灭亡,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日本提出了试图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其中围绕东北日本试图掠夺的权利主要包括路权、采矿权和土地所有权。尤其重要的是铁路的路权。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看一看张作霖上台后是怎样配合日本出卖中国权益的。
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日本侵略的主要武器是铁路修筑权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日关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表现,即是围绕路权的交涉和谈判。
为了巩固和扩大侵略权益,日本政府于1906年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充分认识到铁路在攫取海外殖民利益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铁路的延长是扩大侵略权益的最好方法,不但能掌握控制交通权,而且还控制沿线附属地,利益极大;另一方面便于控制运输资源,是经济掠夺的最好工具。因而,“满铁”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对铁路的投资、夺取和经营管理。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对东北进行全而侵略,尤其是经济掠夺,来巩固和扩大日本在满蒙之既得利益。其既定方针是:“首先打通日本本土通向我国东北的通道,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尽快地构建南满的西部边缘地区和南部边缘地区的铁路网,从而把半个东北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即打通日本本土通向中国东北的通道,再以满铁为中心,将南满西部、南部边缘纳入日本铁路势力范围,以策动满蒙独立。
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日本乘他急需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和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之机,提出索取“满蒙五路”权益的要求,企图取得四平街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开原至海龙、海龙至吉林、抚顺至山城子或兴京等五条铁路修筑权。
1913年,日袁双方缔结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但是,由于国内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涨,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协定,只与日本秘密订立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日本就此问题同中国长期交涉而未果。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政府实权,日本又乘机与其订立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还获得了吉长铁路“委托”满铁经营管理权和吉会铁路修筑权,以及“满蒙四路”的修筑权(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热河之一点至某海港)。但由于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政权不断更迭,所谓“满蒙五路”、“满蒙四路”、“吉长”、“吉会”铁路计划和借款问题都没有付诸实施,形成所谓的“满蒙铁路悬案”。
张作霖卖国将路权拱手让人
日本意识到,要实现这些路权协议,必须寻找能在东北实行有效控制的代理人。而这一时期正在崛起的张作霖逐渐成为最理想的控制人选,日本开始对其全力扶持,希望通过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集团实现其铁路权益。
张作霖对于一直以来日本未能达成目标的“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悬案采取了同日本积极合作的态度。在日奉双方交涉过程中,张作霖为了势力发展与个人欲望,在路权问题上作出大让步。1917年四平至郑家屯铁路在奉天当局协助下筑成通车,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的延长线的承建,也是由张作霖出面协调,日本顺利得到承建权。之后,日本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奉系要员的赞同,得以开工。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并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给了正在积极谋划构建东北铁路网的日本好机会,日本以此名正言顺地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张作霖的奉系集团进行交涉。四郑铁路郑洮延长线在张作霖的担保与通融下,于1923年建成通车。
1924年,直奉两派矛盾十分尖锐,张作霖正全力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日本乘机又提出索取路权的要求,索要开原至朝阳镇、吉林至敦化、长春至大赉、洮南至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修筑权,为了得到日本军事上的援助,张作霖马上应允了日方要求,并保证奉省方面尽力斡旋。最后买通交通总长叶恭绰,盗用关防名义履行了批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
从史实中可以看出,张作霖是日本侵略东北扶植利用的代理人。他帮助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权益。袁世凯、段祺瑞统治时期没有实现的“满蒙五路”等计划,在张作霖的积极合作下得以逐步推进。张作霖的表现博得了日本的信任。在他的帮助下,日本积极地抢修了四洮路全线(1923年)、天图线(1924年)、洮昂线(1926年)和吉敦线(1928年)。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网计划已大部完成。
日本获得东北路权的严重后果
日本在抢修这些重要干线的过程中,均得到了张的合作。这些铁路干线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如洮昂铁路,这条铁路的原定终端是齐齐哈尔,日本为了避免此线路横断中东铁路,引起苏联的阻挠遂将终点改为距齐齐哈尔 27.35 公里的昂昂溪。从经济价值上看,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南满铁路通过四洮铁路可与黑龙江省联结,原来靠中东路出口的“北满”大豆等农产品可以由此线路分流;同时,它不仅可扼制海参崴,而且能促使大连港商务更加繁荣。从战略价值上看,洮昂铁路使日本的势力向北扩展,其军事锋芒将更接近西伯利亚。
张作霖被炸死前,又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这个协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下列五条铁路: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
张作霖出卖给日本的“满蒙新五路”权益,其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日本一向重视控制交通权在国防以及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满铁”所控制的铁路线多以经济为目的,缺少循环线路,不利于战时动员及军需物品的搬运。
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确立了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大循环线的方针。如果其攫取的“满蒙新五路”铁路全部建成,则在东北南部、北部与朝鲜间成为大循环线路,长春至洮南、长春到大赉至洮南为小循环线路。这样可以四通八达,有利于军旅及食料运输的方便,一旦正式发动战争,日本军队可以从本土迅速增援东北,以长春为中心,“南则把守山海关以防支那军北上,北则把守齐齐哈尔以阻俄军南下”,这个如意算盘也是日本迫切索要“满蒙新五路”的根本原因。
满蒙五路之约是张有生之年内预付给日本的最后一个帐单,也是他最后出卖的一个中国权益。协议一经签署既授日人口实,国权既陷危险之中。张被炸死以后,日方仍以所持密约为依据,向东北当局强硬交涉,要求履行合同。
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方建立的铁路系统主要集中于满洲中南部,以满铁独控之南满铁路为干线,以营口(大石桥至营口)、旅顺(周水子至旅顺)、抚顺(苏家屯至抚顺)、烟台煤矿(烟台至抚顺)、浑榆联络线(浑河至榆树台)、安奉(安东至苏家屯)、吾妻(吾妻至甘井子)、入船(沙河口至入船)、甘井子(南关岭至甘井子)等为支线;另有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敦(吉林至敦化)、四洮(四平至挑南)、洮昂(洮南至昂昂溪)等路,虽名归中国所有,却牵连有日本贷款关系,实际上充当了满铁的延长线和经济上的营养线。而金福(亦称金城线,金州至城子疃)、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溪域(本溪湖至牛心台)等路本属中日合办。
日系各线四通八达而遍布东北全境。铁路所过大城市怜次符比,抚顺、本溪之煤矿,鞍山之铁矿,丹东之木材不一而足,至于大豆、高粱等农作物更是无处不有且出产丰盈。整个东北,除中东铁路可吸收北满物资通海参岁出海外,其余物资绝大多数均需要依靠日本铁路系统终端的大连港做出口。日本控下的铁路系统成为全东北之经济政治动脉,而日本人则可坐享独霸中南满的局势。
此时再回首伊藤博文那句“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短短20年,反差何其之剧烈,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矿权地权和商业:张作霖在东北全面卖国
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援,张为日本的东北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恶果。
张作霖对东北中国利益的出卖方方面面。
张作霖出卖经济主权方便日本资本家
张作霖的卖国,不止体现在铁路路权一事上,相反,他对于东北中国权益的出卖体现在方方面面。
在实业上,张作霖首先大力促进“中日合办事业”。
1913 年末,“满铁”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欲攫取辽阳、海城及鞍山一带的铁矿开采权。“满铁”佐藤公所长为此事专门拜望了当时在奉省已属实权人物的张作霖。张为买好日本对日中合办矿业一事不仅表示赞同,还为之出谋划策。他说:“在目前办理这种事业,如由总领事公开向都督提出,或者企图作为南满铁道会社的事业,恐怕都会引起民间的非议,所以,莫如不公开办理。如果作为适当的日本人个人事业,筹划日中合办,而着手进行,省议会方面也不一定特别反对。为了这些事业能够办成,本人也将不惜给予相当的协助”。落合总领事也主张在实施方法上“可让某一私人负责进行”。后来,日本经镰田弥助等人积极活动,奉省当局正式向“满铁”颁发了许可与执照,“满铁”以“振兴公司”的名义,攫取了鞍山一带铁矿矿区八处。
张还允许日商大仓喜八郎等以私人身份在东北大办“合办事业”。当时由于东北土地商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日本欲在中国发展“合办事业”的困难极大,张以其在此问题上的慷慨态度被日本方面看作是“无上的福音”。
日本有关“中日合办事业”的各种交涉也取得了张的积极配合。伴随张势力的扩张,“中日合办事业”也在东北遍地开花。从统计上看,1917 年以后,“合办企业”的数字有了迅速的增加。所谓的“合办企业”,实际上与日人单独经营无异,因为日方在企业中所得份额一般都会远远超过其应得之份,中方所获得的股份,常常不过是森林、矿山等自然资源,或者日方不能合法获得的部分。“中日合办事业”成为日本经济侵略的得力工具,对于东北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严重的阻碍和破坏。
张作霖出卖主权帮日本人买地
同时,张作霖还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购买土地。
在与日方借款谈判的过程中张向日本人表示,日本要求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而“有效的许可办法”背后必然伴随着利权的大量流失。
以土地买卖为例,1916 年,日本以设厂用地为名提出购买土地要求,以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名义照会奉天省长:“敝会社拟在辽阳南立山车站附近购地设立工厂”,“拟请先行饬知该县知事……公平议价”。张很快复函照准。结果,满铁如愿以偿,于1917年购买了4158957平土地,1918年又购买了362216平。在所购土地中,用于设厂的只有 161.3 万平,其余用于修街市、建住宅、办医院、设学校等,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在日方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尽管采取了种种手段以隐蔽的方式进行,但还是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张出面予以压服,保证了土地买卖的顺利进行。
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援,张为日本的东北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恶果。看两组数字就可明白张作霖卖国的惊人程度: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出,1913年为29,775,000 元,到1918年增至69,452,000元,增加了一倍多;投资设厂方面,1903-1913 年日本在中国新设工厂共 154 家,而在 1914-1921 年新设工厂达 222 家。新设的工厂,如冶炼、机械、火药、窑业、油脂、面粉、卷烟、造纸、制皂、制酒等厂,大都集中在东北。
如此,日本势力得以在经济上全面渗透和控制东北。
为何说张作霖是危害最大的卖国贼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根本就是日本将熟透的果子正式摘下来而已。
张作霖的卖国已经让东北完全成为日本一家的控制地。
张作霖的卖国导致了后来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出过不少大汉奸、卖国贼。如组织伪政权的汪精卫、溥仪等人,但实际上,就整个抗战的发展看来,危害最大的,却是这位在民间有不少“智斗日本人”小段子流传的东北王张大帅。
张作霖又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日本人费莫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可用我们列出的事实来看,袁世凯、段祺瑞敢卖的,他卖了,袁世凯、段祺瑞不敢卖的,他也卖了,袁世凯、段祺瑞卖不了的,他依旧卖了。
当伊藤博文在辛苦签署《朴茨茅斯合约》后总结日本仅仅在东北获得了两个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仅仅20年后,就在这位“东北王”的帮助下,日本一举将铁路修到在东北形成了路网,而随着路网的推进,日本势力在张大帅的配合下渗透到东北全境的各个角落,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完成了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松的实现迅速实际控制整个东三省的最大原因:张作霖的卖国已经让东北完全成为日本一家的控制地。
极端的说,就是张作霖要卖国,卖得有水平一些,让列强在东北形成相互制衡的均势,日本也不敢发动战争强占东北。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根本就是日本将熟透的果子正式摘下来而已。
段祺瑞和张作霖谁厉害
此人称“五毒将军”,一生都在“消费”张作霖,张作霖还不敢杀他
作为奉军最另类的军阀,张宗昌是起外号最多的一个。张宗昌是上元节出生的,日子比较诡异,后来被取名叫“灯官”。
张宗昌的绰号太多了,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
张宗昌这个人脸皮之厚,绝对可以和曹操、刘备相媲美,他这人没啥文化,赶上乱世当过土匪的他到处打仗,结果赚了个军功。那个时代跟对人很重要,军阀派系多如牛毛,当然比较有名的就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开始投奔的是吴佩孚,毕竟两人都是山东的,算是老乡,但吴佩孚看不起土匪出身的他,也没重用,他一气之下他转了“系”,投奔了张作霖,成了奉系的军长。
说起这位军长,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曾经残酷地镇压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制造了“青岛惨案”。他确实不是一个好人,但在乱世,有几个军阀是纯粹的好人?
张宗昌出身贫苦,为了生计,从小放过牛,当过放铳手,当过卖酒的伙计,后来又去给俄毛子当铁路工,扳道工,他身材高大干活机灵很得雇主器重,后来他又去西伯利亚金矿当工头,不但掌握出色的淘金技术,还练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张宗昌跟了张作霖后,立即焕发出卓越的军事统帅才华,将三股队伍收编成一股,搞得张作霖心花怒放,当即给他升了官。
不过张宗昌和其他奉系军阀一样,都是以日本人为后盾的,所以干了一些镇压日商企业工人起义的缺德事,他做的好事是从国民军手里夺回北京后,强令北京和华北地区恢复孔学。
他没文化,所以希望中国未来都是文化人,这也是一个具有文化前瞻性的军阀。
说起张宗昌当第一军长,是因为他腿不够长,跑得不快,当时奉系第一时间跑到北京抢占地盘,李景林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其他幕僚抢了别的官,等他赶到只能抢个军长。可见这官都是他们自封的。
但你别看自封个官,这可关系到哪个地盘是你的,张宗昌当军长后发现北方没有一块地盘是他的,他想当督军、省长,只能到江浙去开拓地盘。江、浙是孙传芳的地盘,你开拓人家的,人家肯定要想办法。
孙传芳倒是没找张宗昌的麻烦,听说他到了上海,大有问鼎浙江的姿态,孙传芳赶紧派心腹赶到上海,去了上海就结交拜把子送钱送女人,还包下了整个妓院伺候张宗昌,孙传芳打心眼里认为张宗昌是个流氓,得用哄流氓的办法对付他。
张宗昌在上海寻欢作乐,江苏的督办又被人抢了,段祺瑞认命他的人当了江苏督办,张宗昌气坏了,马上把部队撤往江北,张作霖着急了,万一张宗昌真的翻脸了,内斗起来,他也不好办,所以他跟段祺瑞说,老段啊,能不能把江苏督办让给老张呢?您看我们这么多年交情是吧?段祺瑞没同意。
张作霖又说了:“老段啊,郑士琦不是安徽人么?你让他回家任职行吗?我把老张安排在山东?”
段祺瑞也不敢跟张作霖翻脸,他还要靠张作霖对抗冯玉祥呢,于是他就答应了。无辜的郑士琦被免职,张宗昌占据了济南,成了山东省督办。
张宗昌掌管山东大权后,立即将军队扩充到十万人。可惜,张宗昌毕竟不是张作霖得力的部下,这人勇狠有余,沉稳不足,小聪明,善于拉拢关系,但不足以成大事。
在与孙传芳的争斗中,张宗昌的军队也失败了,损失惨重,而后孙传芳与张作霖修好,共同对付南下的广州革命军,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没攻下。
张宗昌的失败让张作霖极其恼怒,他来电报申斥了他,张宗昌一看,就动起了脑筋,说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暗中联系,找了个机会将毕庶澄诱骗过来杀了,把失败的原因推给一个死人,张宗昌完成得很熟练。
说起张宗昌的“厚脸皮”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据说这个人连爸爸都可以随便认,他说了:“反正也不是真的爸爸,怕啥?”为了与人交好,他不惜放低身段,而得意时姿态又特别高。
张作霖在世时,张宗昌并不完全听命,总是有些小聪明,甚至在张作霖渐渐颓势,知道京、津不保,退出关外时,张宗昌在山东势力的逼迫下差点自立门户。
而张作霖被炸死后,他痛哭流涕说:“你死了,我怎么办?”看样子张作霖不像张学良的父亲,倒像他父亲。
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扔下五万残部东渡日本,后来又回来一次想重新组建军队,结果又被打回日本。张学良对这个人不放心,不但没“照顾”他,反而怀疑他会当汉奸,于是在九一八事件开始后,让他立即返回中国。
从日本回来的张宗昌,无时无刻不想着在山东召集旧部,还对韩复渠说:“只要我一声令下,分散在各地的旧部就会回来,变成一支军队。”但他没想到就是这句话让韩复渠动了杀机。
韩复渠没直接杀他,而是找了他的仇人,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郑金声也是被张宗昌诱捕后杀害的,为他顶罪,他每次打仗不行,都会抓一个军官处死,这样的小聪明不但没能瞒天过海,还结下了仇怨。
张宗昌说要去山东济南,家人都不让他去,包括张学良也很着急,假装说他母亲生病让他回家,但为了召集旧部,他毅然去了山东,落入了韩复渠的圈套。
1932年,9月3日,韩复榘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
结果郑继成被无罪释放,可惜了张宗昌,白死了。
说起这张宗昌,最让人诟病的是他的姨太太太多,比袁世凯多,他一共有24个姨太太。
最开始结婚的时候,张宗昌也是一心一意的好男人,跟太太感情很好,两人久别重逢总要热烈拥抱,他家人对他们这种西洋做法已经习惯了,后来妻妹看张宗昌长得高大,将近一米九,十分喜欢,就引诱了他。张宗昌“失身”后,思想发生了转变。
首先他夫人性格刚烈,跟她妹妹关系闹得很僵,然后夫人跟男人偷情,也是为了报复,被张宗昌发现后放了一枪,但人没打死,从此张宗昌受了刺激,开始大量储备女人。
不过那些不走心娶来的女人,他也没有多喜欢,那些姨太太好久看不见他,只得自立门户,唱曲的接着唱曲,开妓院的接着开妓院,实在没特长就只能跟男人睡,然后弄钱。一时男人奔走呼告,说:“去老张家睡女人。”
张宗昌没什么文化,但很爱画画写诗,画画得不错,诗写的,大家点评一下吧。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大明湖
大明湖 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无题
要问女人有几何,
俺也不知多少个。
昨天一孩喊俺爹,
不知他娘是哪个?
但张宗昌对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他办学的时候,出版了当时最好的《三字经》。